首页 --综 合  第 255 2004-6-28

 

 

宏观调控应坚持市场化导向


李振宁

央行于4月中下旬连续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并动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行政手段来抑制贷款和投资。贷款增幅迅速回落,投资增幅更是呈几何级数回落,受调控的行业更是出现价格骤跌。宏观调控立竿见影,但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
资本市场的反应
在此轮宏观调控中,资本市场首当其冲,所受影响颇大。国债暴跌,长期债半个月跌幅超过20%,国家信誉受损,银行坏账急增。由于资金链断裂,严重依赖国债回购融资的券商被迫狂抛股票国债,补回购缺口,但却形成恶性循环。股指两个月暴跌超过20%。
由于资金链断裂所造成的股市暴跌,使流通性好的大盘蓝筹股反成为重灾区,而推崇价值投资理念的基金经理也陷入窘境。
宏观上银根紧缩,国有企业被要求退出股市,股市融资创七年新高,而《国务院九条意见》关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扩大资金来源方面的条款却难以落实。所有这些合力,已经使证券业陷入了资不抵债,资本市场受到了沉重打击。
此次调控也使香港H股为代表的中国概念股暴跌,一些受调控行业的股票半个月跌幅超过50%,市盈率跌至2倍。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外资对中国经济一片看好。当时H股大涨,除了H股公司业绩上升,重要理由就是中国已经实行市场经济,应当按国际标准对其重新定位(Rerating)。现在他们看到投资H股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导致了一部分国际资本不计成本地退出中国概念股。
应坚持市场化导向
经过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受“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国退民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鼓舞而调动起来的民间投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挫折,不少民企集团陷入困境。
要判断某一行业是否过剩,不仅要预测国内需求,还要分析其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比较优势。许多因素又随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价格和汇率变动而变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所以要预测某行业是否过剩,也应充分考虑到国际需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资源配置就是投资者根据价格信号在不同行业间进行投资,这是微观决策。如果政府一直管到行业甚或项目,宏观调控就有可能成了微观调控。
重视新问题
各种数据表明,无论是投资增长,还是基本原材料价格,都在3月见顶,4月滑落。CPI指数按环比也已显现回落趋势。贷款增幅已连续几个月趋缓。在这种情况下,4月下旬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对经济用猛药,可能人为地加大经济增长率的滑落。5月份投资增幅从34%,猛跌到18.3%,汽车产销量连续两个月大幅下降,都是不祥之兆。考虑到调控影响的滞后性,以及美元正在开始新一轮回升周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重回通缩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同时,项目大量下马,可能形成新的巨额银行坏账。
19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经历了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济市场化、国际化以及企业制度潜移默化的变革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一背景下,不存在长期的资源约束,也不存在长期供不应求的商品。在国企改制不断释出冗员,城市每年新增大量就业人口,以及数以亿计的农村潜在失业人员不断涌入城市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难以大幅上涨。中国不存在长期通货膨胀的基础,其主要矛盾是就业和通缩问题。
大宗原材料和粮食等大宗商品涨价,与国内供求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两年多来人民币随美元大幅贬值的结果。人民币兑欧元的最大跌幅超过50%,兑日元近30%。对我们这种大进大出的经济,就意味着高价买进原材料,低价卖出制成品,既赚不到利润,又引发贸易摩擦,还输入通胀。我们实行的所谓稳定的汇率政策,就是钉住美元,而实际上美元却非常不稳定。美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忽而采取强势美元政策,忽而采取弱势美元政策。近几年,人民币跟着美元,先是兑欧元大幅升值40%,接着又贬值50%。实际上我们没有了真正独立的货币政策。
应当看到,中国本轮经济增长是城市化和重化工化、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升级、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和中国主要城市在世界市场中重新定位等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是历史性的机遇,可遇不可求,但同时我们也面临印度、俄罗斯和东欧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出现超常规发展,第二产业发展较快,能耗较高,对世界资源的占比提高是很正常的。以钢铁为例,发达国家的人均钢铁保有量已有七八吨。炼钢主要靠旧钢材回收,而中国人均不足1吨,炼钢要先经过采矿、选矿、烧结、炼铁,能耗当然大大提高。用发达国家单位能耗产生的GDP与中国相比更加不科学。发达国家早就完成了城市化和重化工化,各项基础设施早已完备,高能耗的制造业不断向外转移,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由于汇率、现金交易大量存在,税收制度不完善,统计指标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我们GDP是大大低估的,如按购买力评价计算,我们的能耗比和效率指标要好得多。
政策建议
首先,在认识上,要真正相信市场,相信中外投资者的智慧,尽量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多“说话”。宏观调控应当是市场调节的补充,限于财政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而不应变为行政性的微观调节。鉴于紧缩已经过度,应适当放松银根,防止经济硬着陆,重回通缩。
第二,下大力量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推进国企改革,切实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多项改革,完善社保机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切实落实《国务院九条意见》,坚决果断地解决股权分置和证券业久已存在的不良资产问题。
第四,应改变被动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人民币应与一揽子货币挂钩。由于美元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往往变动方向相反,这样挂钩会使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减小输入性通缩或通胀。策略上也可以此为筹码,换取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最后,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就业压力和其他地方的竞争,更加靠近市场、靠近企业、靠近百姓,它们不仅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也要对一方百姓负责。它们的职能要由自己抓经济,转向治理环境,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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