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综 合   第 254 2004-6-24

 

 

慎用加息手段
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东生 

北京报道

6月18日,就宏观调控的成效、今年宏观经济走势,以及是否应该加息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
预计全年GDP约9%,
CPI(消费价格指数)为3%-4% 
《21世纪》:你在去年8月份指出,经济中部分行业存在投资过热的倾向,但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一刀切”,要通过结构的调整达到总量的控制,要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的配合进行调控。现在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后,有人仍在议论经济热与冷、局部热等问题,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夏斌:首先,我反对来回不断地讨论经济热与冷、总体热与局部热的问题。应该是经济中有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在经济学层面的学术概念上花费更多时间,争个高低。应该抓紧时间把更多地精力放在研究下半年甚至明年的经济对策上。
第二,我确实提出过局部热的观点,但我又认为与总体热观点并不矛盾。举个极简单例子(舍去净出口):假设投资+消费=总量经济,即1+1=2,现投资热了,变成2,则2+1=3,从理论经济学家说总量经济是热了,没错。但如果作为一个政策经济学家,其使命是要为政府决策提供决策咨询,是要研究能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而不是进行纯学术探讨,因此指出这一轮经济问题的根源在投资,提出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采取行政、法律、市场手段的结合,重点是要进行结构的调整,由此出发归纳为局部热,也肯定没错。
第三,从这一轮调控初显成效看,中央的判断就是:当前总体经济形势是好的,针对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不搞“一刀切”与“急刹车”,要保护好大家的积极性,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采取的手段基本也是局部性手段,落脚点也是局部性问题。甚至连惯用总量手段的中央银行,根据中国的国情,这次除采取总量手段外,也推出了差别存款准备率、定向发行票据、不同金融机构的不同贷款利率上浮规定等,明显都带有局部性、结构性的政策含义。银监会与发改委等推出的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配合的措施更是直接针对局部热的问题。目前,经济局势已明显好转。这一切证明,中央非“一刀切”的决策是正确的。
《21世纪》:宏观决策部门目前仍主要担心经济过热、物价上涨,那么你认为经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后,全年的经济走势会是什么结果?
夏斌:我认为,如果前提是继续推行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继续采用分类指导、适时适度、注重实效的原则,既治热又治冷,而不是大起大落的措施,GDP一季度9.8%,较高些,二季度由于惯性的作用,到6月末可能更高些,约11%,但下半年肯定会下落,全年平均预计约9%。
5月CPI上涨4.4%,6月份可能高些,在5%以上。但由于上半年的物价翘尾因素和夏粮丰收定局,农业政策的刺激,宏观政策的滞后效应,全年CPI仍可维持我们年初的预期:3%-4%,而且主要因素仍是粮价推动。因此,不应太紧张。
价格传导机制发生变化
《21世纪》:5月份的宏观数据公布后,尽管CPI有些回落,但有些人仍然对6、7月份物价上涨存有担心。我们也注意到你在去年底曾提出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走势已同步,你对当前中国的价格传导机制有何看法?上游的价格是否会直接传到下游?
夏斌:以1997年为界,在此前,中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走势极无规则,在此后,两条曲线走势极吻合。其原因是1996年底央行宣布中国经常项目下实行人民币可兑换,而且人民币汇率处于相对较固定的水平。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研究中国生产资料价格问题,已不能局限于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要研究国际市场的供求,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已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的市场供求。
最近经研究又发现,如果以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代表上游、中游、下游的商品价格变动趋势,第一,至少从1997年以来,采掘业价格指数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相比,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核心消费物价指数相比,都是前者的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后者的上涨幅度。2000年三者物价上涨分别为25%、4.6%与1.8%,上游产品价格指数波动幅度是中游产品价格的5倍,中游产品是下游产品的3倍,到了2004年2月,中游产品价格上涨4.6%,下游产品上涨只有0.3%,对比更是强烈。
第二,从影响上游、中游、下游价格变动因素看,已不能仅仅看影响价格的国内诸因素,要放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要看到世界经济增长需求、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美元贬值、世界能源涨价、海内外粮食库存等各种因素已分别对中国上、中、下游商品价格的决定和传导有着不同的影响。如中国采掘业价格指数上涨一个百分点,在2000年,国际能源因素占62%,全球工业增长因素占13%,除去美元贬值因素外,中国经济本身因素的解释能力几乎为零。到了2003年,国际能源因素下降到39%,中国经济因素上升到第二位,为26%,美元贬值因素占25%,全球工业增长因素为10%。这说明国内一些官员和学者担心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必然会同步、同幅度传导到下游产品价格的价格传导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完全套用1998年前的经验说法与数据已经有失偏颇。
如果6月份CPI为5%,仍要慎用加息手段
《21世纪》:尽管官方与学界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其作用正在显现,但市场上对央行加息仍存有担心。央行有关人士也曾说过,物价涨到5%,要考虑加息。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
夏斌:对此,我想说几点意见。首先,加不加息固然要看物价,但不能仅看CPI,也要看核心CPI,还要看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是仍在往不好的方向走,还是在往好的方向走。既然利率手段的功能是引导经济发展的走势,则不能不密切关注下一步的走势。如果单纯看6月份物价,6月份物价比5月份上涨更快,就提高利率,如果7月份、8月份物价下来了,利率是否又要马上调整?如果6月份CPI上升较快,核心CPI上升并不快甚至涨幅明显回落,采取严厉的加息手段,会对经济走势起什么作用?
其次,不能简单寄希望于通过加息手段完成年初的贷款指标。如果今后几个月经济走势良好,其他有关宏观经济指标都比较理想,唯独名义贷款增长率超过17%的目标,即2.6万亿元,是否必须固守?我认为不必固守,货币政策是为调控经济服务的,应该允许适时修正。
第三,眼下加息手段与行政手段不能同时上。市场手段肯定比行政手段要好,前几个月行政手段的采用是基于中国国情的不得已,方向应是逐步减少行政手段。目前已在采用严厉的行政手段期间,有实质性影响的利率手段要慎用。等6月后拟建、在建项目清理并见效、投资势头得到遏制、宏观经济指标改善后,应及早撤行政手段,根据需要再适时适度上市场手段。
在撤行政手段方面,对一些银行不顾风险盲目贷款,除了要给予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和全球商品供求信息提供外,主要是要加强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严厉的审慎性监管,即从资本充足率、单一客户贷款率、关联交易等监管指标去明令限制银行贷款,以强调风险控制为主。在这方面,监管部门还大有余力可控,而不要简单地命令银行对若干行业、企业、项目进行贷款限制。这种做法,一是难免一刀切,二是会引发各种矛盾,后果与形象不好。用好了银监会的监管手段,才是目前阶段较好的信贷政策的实现方式,其效应比央行的反复警示或加息程度甚微的政策好得多,同时也可减少目前央行不得已采用的结构性政策。
第四,如果下半年确有加息的必要,可以先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的功能。前一时期贷款利率上浮幅度适当提高后,基层银行反映较好。如果货币政策在有效的适度从紧前提下,不妨进一步打开贷款利率上浮的通道,法定利率暂不变动,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第五,即使采取相应的加息措施,也要考虑时机和方式。美国加息在即,我国是在此前好还是在此后好?在方式上,是存贷款利率同幅度上升,还是存款利率不变,仅贷款利率上升,或者存贷款利率同升,但贷款利率上升幅度大于存款利率上升幅度。
我们曾分析,简单的扩大银行利差或者贷款利率上升幅度远远高于存款利率的上升幅度,在其他相关条件不变下,会进一步刺激贷款规模的扩张。另外,加息对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券风险、热钱的流入、股市和券商委托理财的风险影响,市场上已有不少的议论与建议,都需算账、分析。在此,我想强调一点,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不同于美国,如果真需要加息的话,不能学习格林斯潘,譬如是加0.25%,利率的微小变动,金融机构已较敏感,但企业的敏感度较低,因此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总体效应还是微乎其微。如果仅仅是警示效应,意义不是很大。
《21世纪》:如果小结下半年的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概括而言,应该是什么样的政策取向?
夏斌:我曾用三句话表述:一是按当前的调控力度,可以实现软着陆,但要切防硬着陆。意思是全年GDP为9%、CPI为3%-4%是可以实现的,也是比较理想的目标,下一步重点要防止硬着陆。
二是关键要客观判断五六月份的物价数据,正确预测下半年走势。意思是如果看不到下半年物价会进一步回落,仅凭5、6月份特别是6月份非核心CPI的数据采取更大的动作,就容易硬着陆,所以关键是要正确预测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三是如果对下半年走势判断把握不大,金融手段应小步求稳,稳中求变。意思是预测毕竟是预测,如果认为把握不大,可先维持目前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继续密切关注经济走势。在保持政策稳定、连续性的前提下,择机作小幅调整,不排除包括可修正年初公布的名义货币、信贷计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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