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生 活  第 253 2004-6-21

 

 

一个人和一个城市


见习记者 张 策

“我出生在天津,这个城市给我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人对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人有偏见、有误解,甚至是曲解,可是,我敢说,天津一定是中国发展潜力最大最有前景的城市。”人到中年的张建星说他离不开造就生活了46年的天津。张建星生在天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10年前,他成为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最年轻的获得者;现在,他是一个拥有“十报两刊一网一学院”、5家公司、3000多名工作人员的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的社长兼总编辑。但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个报人,他的总编评报最近结集出版名为《新闻的创意时代》。
城市危房里走出的文学青年
“我的老院是铁路工人宿舍,一律尖顶式的军营般平房。所有的房子都阴暗潮湿、碱蚀的墙皮不时飘飞脱落下来。白天要不点灯,从阳光灿烂的外面进屋,会顿时陷入一片炫目的黑暗,”张建星说,1958年春,他就出生在这样的屋子里,“我家的生活很贫困也很温暖。”
张建星的父亲是个退伍军人,母亲没有太多文化也没有工作。他的弟弟比他小3岁。因为贫穷,张建星和弟弟经常去煤厂拣煤渣,在那一大群煤渣少年里因为瘦弱经常挨欺。所有这些童年的贫穷都被记录在他写于1989年的那本散文集《书祭》中,这本记录他童年生活和这个城市故事的散文集被连续再版3次,入选年度中国十佳散文集。
“房子就是那样的房子,城市也就是那样的城市,只有阳光是灿烂的。”张建星说。尽管拮据,父亲最大的乐趣是省下钱来给他买书,他记得在那家经常光顾的小书店里,父亲给他买下的第一本书是《毛主席的宣传员关成富》,买过的最昂贵的书是《马克思传》。
13岁,张建星用捡来的传单纸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风浪里的人们》,写的是阶级斗争。18岁时,他创作了共45万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红血白花》,写的是“想象中的爱情”,两次投稿,都没人理睬。那时的他技校毕业后正在工厂当钳工,热爱文字,渴望成为作家。
1979年,张建星当上了二级钳工,每个月有四十一块两毛五的固定收入,他的母亲也已经找到在幼儿园当阿姨的工作,但因为父亲瘫痪多年,弟弟在念书,生活仍非常困难。父母支持他继续读书,在严重的自责中,他参加了高考,然后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和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中选择了后者。
那时的张建星“学习不努力,但是疯狂的阅读,脑子里是一片青春的幻觉,对城市漠不关心”。他认识了一位美丽的校园女诗人,校园在南开区,阴冷的家在河北区。冬天回家舍不得花钱坐车,路上已经结了冰,他就给两人买了塑料底的鞋,手拉着手,走几步一滑,幸福地滑过了一条条街,家“很快”就到了。天津对他来说依旧是“温和,可以下河游泳、出门打架”的城市。
“那时很穷,但很幸福,奢侈时,就是领到稿费后,两人跑到小饭馆里吃点花生米,喝点啤酒,最奢侈时还买点粉肠儿。”张建星说。多产的文字让他有了足够的钱购买奢侈品——120相机。但他瘫痪多年的父亲没来得及住进洒满阳光的房子,更没有来得及看到儿子真的成为一名宣传员。他大学时积攒的另外一部分稿费被用来给老人购置了当时最昂贵的骨灰盒,那一年,是他的第二个本命年。
1983年,张建星进入天津日报社,当了2个月的校对后成为财贸口的记者。那个和他一起“溜冰”的女孩成了他妻子,跟着他搬进了铁路工人宿舍小屋。那时候的城市没有太大变化。
向上,并且向善 
“进入报社是因为‘作协’不要我,现在想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少了一个不成功的作家,”他笑笑说,“到报社后我就想当个好记者。”
这份工作让他的心理定位和角色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做记者必须跑动,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他必须非常清楚,尤其对于那些想写出负责而且优美文字的人来说。很快,一份报纸从头版到末版,或者有时候干脆整个一个版面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署名都是“张建星”。“我跑遍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成为天津发稿最多、得奖最多的记者,”他说,“我比任何人都爱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这是个非常醇厚、温和、易于生活的城市。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很安静、不焦躁,但又刚强,是个很男子汉的城市,就像北方的男人。地震让天津几乎成为废墟,这8年重建,加上曾经划为河北省省会城市的8年,天津一共失去了16年。”他说。
1990年,总编让他在天津日报开设专栏,“这个‘今早相会’的专栏每天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专栏。”他说。“今早相会”的向上和向善,呼应了天津的城市性格,让没有读早报习惯的天津市民热情地参与早读。26岁的张建星成为天津日报历史上最年轻的记者部主任,30岁成为最年轻的编委。1994年,在他的第3个本命年里,他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我特别热爱这个创造激情也被激情创造着的事业。”他说。
“我是个特别乐于为城市发展发言的人,最多时一年写五六十篇评论员文章,最长的编者按写到3000字。”1998年天津市委组织创新大讨论,时任副总编辑的张在日报写了30多篇编者按,犀利地批评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作为总编,他一直坚持写评论、每天盯大样。
千年向前
2000年,张建星出任天津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事实上,天津日报自1997年就开始亏损,他接管的是个亏损9800万、外债达3个多亿的报纸。“那是天津日报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他的同事王敬说,“他是报人、新闻官,也是企业家,他上任后天津日报奖金、效益成倍增长、规模越来越大。”
张建星说,“我高考数学只考了5分,但我没给天津日报算错过一笔帐。”
2000年1月1日,《每日新报》创刊,张建星要求它关注百姓民生,他希望在煎饼摊、公共汽车站,甚至在厕所里都能看到《每日新报》。2001年11月,天津日报集团与其他3家公司投资组建每日新传媒公司,注资5500万,安排了1300多名下岗职工就业,成为全国最大的媒体物流公司,主要负责代理日报集团下属报纸的发行,500多个报亭被建立起来。现在《每日新报》的发行量已达65万,年广告额超过3个亿。
从上任起,张建星就开始重用年轻人,“在天津日报集团,毕业后一年就被提‘正处’的大有人在。”张建星不吝惜对职工的奖励,2003年年末,集团拿出2600万作为年终奖,最优秀的职工被奖励了70万元。
从一个居住在危房的工人之子到一个报业集团的社长和总编辑,他周围的人用“艰难”这个词来形容这段走了20年的路,但整个采访中他拒绝提起曾经的困难。“困难、挫折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走向成功的人需要具备两个品格:自信和坚韧;一个走向成功的城市必须要有必胜心、自信心。人生最终的较量都是人格的较量;对一个城市也是这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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