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专题·资本江苏  第 250 2004-6-10

 

 

苏南外资的盛世寓言


本报记者 王云帆 

一根稻草长成一片森林,外资在江苏缔造着神话。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简单规模化扩张也将使江苏的未来面对困境。人们认识到,外资如果过于密集,则将对公众资源造成挤占。
“必须改变以往那种简单以土地、政策优惠换取GDP虚增的扩张方式,改而进行内涵提升式的发展”。





苏南外资的盛世寓言



本报记者 王云帆 
江苏报道

奇迹与转折
外资,本是苏南在乡镇企业没有先兆地由盛转衰之际抓住的一根稻草,在10年后长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
2003年,江苏省以308.07亿美元的协议利用外资和158.02美元的实际利用外资,在外商新增投资规模上首次超过广东,位居全国第一。
这个新神话最初的缔造者苏州,在2003年继续一骑绝尘,全年实际吸引外资达到了8.05亿美元,连续数年居全国之首。
这让晚清之后因丧失了水路优势而一蹶不振的苏北也重燃了希望。
曾致力打造江苏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南通,2003年,却在外资上收获了意外的惊喜。该市全年合同利用外资达23.1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实际利用外资7.3亿美元,同比上升206%,增幅在长江三角洲所有兄弟城市中名列第一。
于是,南通在当地的经济字典里“引渡”了一个体育术语——“撑杆跳”,意即通过全面调高利用外资的指标,以自加压力,再接再厉。据悉,在人代会上通过了当年合同利用外资7亿美元、到帐外资3.5亿美元的经济指标,市委市政府自加压力将之分别调高到了10亿和5亿美元。
记者还在苏北某县级市听到一个故事,当地所有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每季度要开一次碰头,会上超额完成招商任务的部门负责人坐有靠背的椅子,基本完成任务者坐方凳,没完成任务的挤着坐一条长板凳。“这种做法是从更北边传过来的,在那里是把凳子刷成红绿黄三种颜色。”当地官员告诉记者。
可正当苏北频频上演与外资的“豪门婚礼”时,作为领跑者的苏南正迎来第一个拐点。
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土地没有了!
过去招商主要靠量的扩张,而流量是要占用生产要素的——以苏州为例,从1997年到2002年,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年累计3221亿元,平均每亿元投资占用农地92亩,其中耕地73亩;6年中GDP年均增长947亿元,平均每增长1亿元,占用农地314亩,其中耕地249亩。
有关调研资料显示,“在苏州中心城市,苏州中心城市在2008到2010年的3年间,可用地资源和用地指标都将只剩下不足1万亩的指标。”
这种“地荒”现象在苏南普遍存在,而在今年国家紧缩“地根”的情况下,危机更甚。
眼下面临的土地窘境,一定程度上正是各地前一时期不够珍视的后果。
根据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黄贤金教授的统计:以昆山开发区为例,土地出让价格已经从数年前的12-13万元/亩,下降到当前的7-8万元/亩,而土地的实际开发成本则在14-15万元,出让价格仅仅为土地开发成本的1/2。
苏州有关部门的一份调研材料也指出,“市政府2002年曾发文要求严格控制项目用地,明确规定省级以上开发区每平方公里实际投资不少于5亿美元,其他地区不少于3亿美元。但实际执行情况不尽人意。”
其实,简单规模化扩张的遗弊,并不是现在的新认识。“有时候改革是需要外力强制推动的,当前或许正是改革的契机。”一位地方官员说,他指的是,中央正坚定推行新的发展观、新的政绩观。
而铁本事件也令江苏一度无序的竞争得到矫正。当大家停止怄气,也就开始变得理智。最近,镇江政府表态,他们因环保问题而决定拒绝一个2.6亿美金的印度纺织项目。
“必须改变以往那种简单以土地、政策优惠换取GDP虚增的扩张方式,改而进行内涵提升式的发展”——这是《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男孩清脆的童声。
共荣还是挤出
外资与本地到底是会一种共荣关系,还是挤出关系?这本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
但国资委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奇洪先生却给出了一个“尺度精准”的答案——30公里。据这位专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观测,纺织服装业作为苏州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尽管目前还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在区位上已经移到了苏州城区外围,主要分布在离苏州城区30公里以外的张家港、常熟、太仓、吴江等地。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苏南当下引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高新产业,与当地的传统产业几乎没有交锋,因而外资带来的是增量,并不影响存量。
后者的纰漏在于,它忽视了外资如果过于密集,则将对公众资源造成挤占。
比如,苏南的地价大多与市场有严重背离。这一方面在于早期资金短缺时代,地方确有“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无奈,这在今天的苏北表现得更为突出,二则在现行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制下的心照不宣,尽管大家都在呼吁限制恶性竞争,但谁都陷于“囚徒困境”无法自拔。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地方官员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平衡的良方。
苏南某市一位官员就告诉记者,工业用地之所以可以便宜,在于它能筑巢引凤,一旦资本充沛则人气旺盛,这便有利于商业住宅用地的升值。通过对这部分土地的公开拍卖获取的增值部分,正好可以弥补地方政府此前对工业用地的补贴。
“从整体上看,国家财税并没有损失。”这位官员说,“两者平衡了。”
这种解释似乎有一定道理,国家的钱从一个口袋出去又从另一个口袋进来了——但是,这不是事实。
在江苏内生型的民间资本尚且单薄的现实下,享受工业用地补贴的主要是外资。而承担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这些隐性成本的,则主要是民间资本和当地百姓。
以苏州为例。自1999年起,苏州园区房地产价格在市区一直处于领涨地位。2001年和2002年园区平均房价分别高出市区平均房价541元和1029元!2003年,园区房价继续领涨,湖西地区 毛坯房价从年初的均价4300左右涨到了4700左右。新开盘的小区一般则在6000以上——一个近郊地区的房价竟领涨于中心城区的房价,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旭章长期致力于当地开发区机制的研究,他发现园区地价在15万元/亩,而实际开发成本至少在25万-35万/亩。
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商业用地的升值,非但不是外资创造的新效益,反倒正是本地百姓被外资掠夺的后果。
尽管2003年,苏州城乡居民的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增速,但还是对高企的房价望尘莫及。去年,苏州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6.4%,权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而全市住宅价格涨幅超过了20%,市区超过了30%。
还需考察的是外资对当地居民收入的影响。
目前外资已为苏州城市提供了40%的就业岗位,苏州人整体的收入状况显然与外资有直接因果。
根据苏州统计局资料:1998-2002年的这五年时间里,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95%,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7.25%和3.3%!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经济增长再上一个新台阶,因为经济增长也需要消费增长来推动——而这五年来,苏州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用于个人部分的消费年均增长仅7%。
统计局的这份调研报告称,苏州人收入与经济增速的不匹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劳动者应得报酬偏低。这些年,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是增加而是呈下降趋势。2000年劳动者的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7.7%,2001年为36.9%,2002年下降到36.7%。
“外资提供的只是一种打工经济,只有工资收入,而没有其他的资本经营收入。并且,大量的密集投资、廉价岗位,和对公众资源的挤占,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本地人创业的空间。”当地一位观察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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