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国 际   第 237 2004-4-22

 

 

◎华尔街内望
美国华裔:
向500强董事会冲刺


丁 霖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1933年以来最严厉的公司管理法:索克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目的是防治大公司老板与所谓的“独立”会计师以及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分析员和承销商勾结一气,监守自盗。为了限制总裁们的权力,索克斯法案选择了董事会对其进行检查与均衡。
在法案出笼以前,美国的董事会与公司的经理阶层有“亲戚之间不算帐”的关系。虽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自己的组织章程里说董事必须由股东每年投票选出,但因为美国的大多数总裁同时又是董事会的主席(chairman of the board),所以几乎所有的董事成员都由总裁亲自挑选,选中的当然是自己人。因此董事会变成了公司所有重要决策的橡皮图章。
实际上,公司董事会并不总是像今天那么被动和无能。特别在1870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公司(corporations)成为了美国商业机构中最有效的一种组织形式(“法人”地位、破产容易、融资能力强大),董事会在那时曾很有效地迫使经理履行自己对投资人的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y)。毫无疑问,投资银行家代表的是投资人的权益。他们每次用证券帮助成立一个新公司就能拿到一个或数个董事会的席位。在1912年,5家美国银行的雇员掌握了112家美国公司的341个董事会席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金融家的人数都超过了经理的人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显赫一时的金融家的地位逐渐衰落,公司董事会的权力天平开始向经理阶层倾斜。专业经理(professional managers)的崛起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随着大公司开始在美国社会主导一切,公司高层经理的权力大大增强。另外,巨型公司的管理结构开始变得难以想象的复杂。一个从外面新来的董事根本无法理解公司内部各子公司的生意运作情况。于是,董事会开始依靠在公司内部负责实际工作的高层经理来决定公司前行的策略。
索克斯法案、美国证监会(SEC)和纽约证交所(NYSE)的新管理办法都试图改变这种董事与经理过于“亲密”的状况。董事会必须变得更独立,董事应该是公司的持股人——仅此而已,不能再有任何裙带关系。
还有一个受到严打的现象是所谓的“交错董事”(cross-directorship)——你当我公司的董事,我也当你的董事。交错现象往往导致利益纷争。而且董事的年均报酬也有大幅增长——从2001年的41000美元到了2003年的64000美元。这些都是为了给董事成员增加动力,鼓励他们积极监督。
华人为何“不同”?
除了管理机构给独立董事会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以外,美国的民间组织也给公司董事会不断施压。董事会由于象征公司阶梯(corporate ladder)的最高一层,美国民权运动的“少数团体”(minorities,以种族、性别等来区分,声称自己长期受到“多数”的歧视)都将进入董事会看作社会平等的最终象征(当然,“少数者”如能当上美国总统也是一大进步)。美国证交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200多年时间里,在董事享用的设施中从未修建过一个女士的洗手间。“少数团体”说,如果董事会里没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成员”,证明歧视仍然存在。
公司董事会的“多样化”(diversity)是一个缓慢的进程。直到最近,根据不成文的规定,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给女性和黑人一到两个起到点缀作用的董事会成员的“配额”。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人”——特别是黑人——实际上在董事会里取得了很多真正有权的地位。华尔街投行美林集团和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的总裁都是黑人。最近,华人社区也开始争取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会份额。
两周以前,纽约的百人会公布了一项研究亚裔美国人在公司董事会所占席位的报告。他们发现,在《财富》500强的公司里面,亚裔只占了5875个董事席位中的59个——占总数的1%。
百人会是著名美籍华人组成的争取提高华裔在美国地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非赢利组织,其成员有马友友、贝聿铭、杨致远等。为了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采取相应行动,百人会成立了一个“亚裔董事工作小组”,致力于增加亚裔董事的人数。
“工作小组”的组长、研究报告主撰稿人、律师朱威信(Wilson Chu)说,美国亚裔没有像白人那样的社交和职业网络。“亚裔需要有人指点,”他说,“需要有人告诉我们,哪儿有空位并把我们推荐过去。”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百人会成员Carolyn Chin(中文名不详)宣布说,她将在今年秋季开始带领专为亚裔举办的“新兵训练营”以筹备他们向董事会的冲刺。Chin女士本人在数家美国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一席,她说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可以突破所谓的“玻璃天花板”的限制。
但“玻璃天花板”可能并不完全是由外在的力量施加的。华人也有自己的本身的弱点。讨论会上不少发言人都指出传统的亚洲人处事之道,譬如谦虚和谨慎,都有可能成为亚裔在美国商业上成功的障碍。“在美国商场上成功,”美国圣母院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吴幼仁教授说,“你必须果断、尖刻、固执己见而不退让,并且要有冒险的勇气。不幸的是这不是我们从小到大所习惯的。”
美国社会的基本守则是采取个人主动(individual initiatives)。与之相比较,中国文化推崇的是社会和谐以及集体利益。中国美德能否与美国制度相融合?
大多数人在讨论那天似乎都倾向于采取“入乡随俗”的方针。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讨论会避而不谈:对美国的董事会来说,“多样化”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问题其实和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否是一件好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董事成员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经理阶层之间需要一定的熟悉程度。彼此发现越多的共同地方,熟悉程度就容易发展。亚裔目前占美国总人口的4%,他们的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是绝对少数,他们在美国的移民史还只有100年左右的时间。百人会的“亚裔董事工作小组”看来面临的挑战不小。
纽约大学的威廉·亚伦(William Allen)教授说,董事会和公司的关系越紧密,并且董事成员就任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能帮助高层经理履行对股东的受托责任。
上周五,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亚特兰大发表有关公司管理的演讲时说:“重写本来起作用的规章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他还说,资本主义的支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产生信任的原因是相互熟悉和认同,而不是上级的规定。
(作者毕业于纽约大学,现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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