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专题·迷失沙尘暴  第 232 2004-4-5

 

 

北京治沙,向左还是向右﹖


本报记者 徐恺

编者按
   沙尘再起。
    北京的天空在一片昏黄中进入三月末,这个春天被风沙吹得有些异样,但对于北京人来说,他们也许早已经习惯。沙尘暴来了又去,留下不胜其扰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告别这样的春天。
    风沙困扰着京城。也困扰着治沙的人们。从北京沙尘暴的来源到治沙策略的争议,一度随着沙尘暴的暂时离去而此起彼伏。新的研究课题表明,影响沙尘暴的活跃与否主要是气候和天气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沙漠化,这显然与传统观点相左。北京,该如何选择自己治沙的路径?
    而在风暴起处的阿拉善,也正经历着一场从“人定胜沙”到“人退沙退”的治沙策略改变。当中国的沙尘暴将灰尘撒落在洛基山脉时,莱斯特·布朗说,中国解决沙尘暴问题有两种途径,这不是一个“是否有资金”的问题,而是个“如何选择”的问题。
    北京的选择,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未来,也许是世界的未来。


北京报道

    对于北京城出租汽车司机刘刚来说,北京城总是灰蒙蒙的,暗淡无光。3月29日那天沙尘再起的时候,他正在城市的某条街上等客。不大一会,天都黄了。他说。
   唯一让他觉得好过一点的是,风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他们在公车上受不了,就来打车了。”
    就在同一天,国家林业局相关人士发布信息说,沙尘天气横扫我国北方11个省市,7000多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一些远离城市的村民,不得不关门抵户,用毛巾或者其它东西塞严自家的窗缝门隙。
    这是2004年我国第八次沙尘天气。
人与沙的争夺 
    北京今年第一场沙尘天气开始于3月10日。据当地媒体报道,受强冷空气影响,自3月9日午后开始,大规模的扬沙或沙尘暴天气几乎袭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甘肃中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和宁夏的部分地区3月9日已相继出现扬沙或沙尘暴天气,3月10日凌晨2点左右袭到北京。
    这场在北京睡梦中到来,午后即消散的沙尘天气,虽然历时短暂,但平均风速高达7级的猛烈大风还是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麻烦。据3月10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大风在3月10日晨3时左右造成朝阳区附近一处临时搭建的房屋倒塌,造成6人受伤,其中两人死亡;8时左右,东四环附近的一广告牌被大风吹落,砸伤一名男子。
    自从2003年稍微安静以来,沙尘暴再次以一个暴徒的方式,宣告了它的存在和顽固。
    昏昏黄黄,黄沙曾经一度年年打上紫禁城的红色宫门。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北京以北,是大片的牧区和沙漠。从中蒙交界的二连浩特到北京仅有几百公里,黄沙的军队如果长驱而下,只需要短短的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运来它不计其数的沙尘的军队。
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之下,人与黄沙之间,注定有一场漫长的战争。
    据统计,1971~1998年,北京出现扬沙次数355次、浮尘111次、沙尘暴25次,分别占74%、21%、5%。
    据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沙尘研究专家钱正安教授回忆,“国家早在1993年就开始关注沙尘暴。”那年5月5日,在甘肃金昌地区,一场突然而至的沙尘暴让数十个小学生丧失了生命。在此恶性灾难以后,国内不少科研人员开始关注沙尘暴的研究。
     一种传统的,也是来自民间的观点认为,新千年后沙尘暴再次在北京肆虐,与北京周围地区土地荒漠化日渐严重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观点提供的依据是,环绕北京的北方以北的广大土地,原本就是我国少林地区之一,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3.28%,由于滥砍滥伐加上气候干旱和径流分布变动等原因,森林面积正逐年减少,土地荒漠化使其成为更多的沙源地。
    而另一方面畜牧业基地,草地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畜牧业发展过快、草场超载和土地沙漠化等原因,草场严重退化,也使得环绕北京的北方土地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沙源地。据称,仅在新疆,可利用的草原已由1960年代的0.5亿公顷减少到现在的0.47亿公顷,平均产草量减少30%。
居高不下的羊绒价格使得牧民无视草原的承载量,大规模放养山羊,目前内蒙古草原部分地区的畜牧超载量已高达300%。鄂尔多斯草原处于农牧交错地区,草场破坏更为严重,至今已不见原生草原植被。
    这种观点认为,强沙尘暴的频起与沙漠化土地的扩展步伐是一致的。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土地年平均扩展速度从1950年代的1560平方公里发展到1990年代的2460平方公里,而沙尘暴则从1950年代的5次发展到1990年代的20余次。
    按照这种观点,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草)无疑是防沙治沙的有效办法。
    据国家林业部门介绍,事实上,植树造林作为一项防沙治沙的长远考虑,早在1978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家层面有条不紊的开始实施。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其投入一直不大。真正的投入要在2000年以后,也就是沙尘暴重新开始在北京横行的年头。
    200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联席会成立。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将加大京津风沙源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力度。随后,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水利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环保总局已联合制定了中国防沙治沙工程建设规划,同时计划10年内投巨资60多亿元治理北方的沙漠化土地。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一防沙治沙工程建设规划分为9大工程,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周边地区、环北京地区、科尔沁沙地、呼伦贝尔沙地、黄河下游故道、柴达木盆地和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
    但是这一工程其实际投资也许远远高过当初的计划。4月1日,国家林业局下属的防沙治沙办公室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在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规划中,仅由北京、河北、天津等环京五省市区组成的环北京地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其投资总规模就将达到558亿元。这些投资将用于退耕还林、营造林以及水利治理工程。
    而这只是整个浩大的防沙治沙工程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据介绍,四年来,仅北京市已经投资了约6.2亿元。
    “植草造林对防治沙尘暴的作用应该是明显的,有了植被,减少了沙源,沙尘暴自然就少了。”防沙治沙办公室的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如是说。她说,这道理其实很简单。
    她相信,和解放前相比,如今的沙尘暴天气已经从频率和强度上大为减轻,与国家林业部门这些年来的大规模的治理有直接的关系。
向左,还是向右
    但是虽然在这位林业官员看来很简单的道理,依然有不同的声音存在。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小曳是这种不同声音的代表者之一。张是获得国家科技部投入资金支持的关于沙尘暴危害研究课题的主持者。这项从1999年开始,到2003年结束的研究课题,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8篇,产生了广泛影响,媒体称该项目在“亚洲沙尘暴关键问题取得新进展”。
    4月1日,张小曳在接受记者长达近四十分钟的电话采访中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据介绍,这一项目获得了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先后总计800万元的投入。他说,该项目通过对中国过去50年沙尘暴历史的研究,重新发现了沙尘暴源区,以及北京沙尘暴的输送路径,并提出了预测方法和模型。
    据研究,亚洲沙尘暴的有10个主要源区。其中蒙古源区,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沙漠源区和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中心的中国北部沙漠高粉尘源区,贡献了亚洲粉尘释放总量的约70%,它们可视为亚洲沙尘暴的3个贡献量最大的源区。
    另外除塔克拉玛干源区外,不论相对于1980年前的20年和之后的20年,近3年来沙尘暴在绝大多数源区的发生均有增加。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之后,蒙古粉尘源区和中国北部沙漠高粉尘源区近3年的沙尘暴增加,可能预示着另一个20年的亚洲沙尘暴高爆发期的来临。
    通过空气气团轨迹分析,发现了亚洲沙尘输送的5条主要路径及其对北京的影响。这5条沙尘输送路径是,“东北沙地路径”,粉尘主要由东北风携带,经我国东北沙地(特别是浑善达克沙地)输送到北京;“北部蒙古路径”,气团穿过蒙古源区,沿阴山北、东坡到达北京;“北部沙漠路径”气团穿过阿拉山口,经过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主体的亚洲北部沙漠高粉尘源区,以及阴山南坡到达北京;“西部沙漠路径”,粉尘的输送源于并经过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主体的西部沙漠源区,向东越过太行山脉到达北京;“转向路径”粉尘首先穿过主要源区向南输送,后改变方向主要经秦岭和太行山交界的山口再向北到达北京。
    其中,张小曳课题组所提出的沙尘天气预测预警模式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据称,国家气象局所设立的沙尘天气预警系统,就是这一成果的运用。张小曳介绍说,这一预测方法,最终可以实现45×45公里的空间距离,以及在6小时以前提前预测。“当然,也可以6小时为单位进行12小时、24小时的提前预测。”
    但该课题目前尚在实践调试中,记者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张小曳课题组对于影响北京的沙尘天气的源区和路径结论,与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沙尘暴研究项目组结论有些不同。在该小组的研究报告中,将沙尘暴源区确定为境内源区和境外源区,其中境外源区为蒙古国东南部戈壁滩荒漠区、哈萨克斯坦国东部沙漠区。境内源区主要有,内蒙古东部苏尼特盆地以及浑善达克沙地,阿拉善盟中蒙边境地区(巴丹吉林沙漠),以及新疆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北疆的库尔班通古特沙漠。
     而在对北京影响的沙尘传输路径上,该小组的研究报告认为主要有三个:北部传输是从四子王旗开始经化德、张家口、宣化抵达北京。而西北部传输路径则是从阿拉善盟的中蒙边境开始,经河西走廊到北京。西部传输路径则是从新疆南北沙漠经哈密-芒崖,再经河西走廊、银川-西安、大同-太原直达北京。
     张小曳认为,之所以在沙尘源区和传输路径上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研究的时间范围不一致所导致。
      但不管两个报告对于沙尘暴的基本来龙去脉有所分歧,但他们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二者都认为,影响沙尘暴的活跃与否主要是气候和天气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沙漠化。这与传统的,以及林业部门实际持有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在对人力彻底治理沙尘暴方面不抱乐观的态度。张小曳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对于源区进行防止耕地的进一步荒漠化和荒漠化的治理,和搞好预测预报工作,将沙尘天气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而不是无目标地到处种树,甚至去绿化沙漠。另一方面就是帮助蒙古国改善其植被条件。
      “中国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钱要用得是地方。”他说。
难以协调的声音
    不同的理论基础导致不同的结论,最后影响到防治方式的选择。但是遗憾的是,在北京,据科研人士透露,竟然没有一个关于沙尘暴研究和治理的统一协调机构。林业,气象,环保等部门,以及各科研院所都在发出各自的声音。科研人员一方面抱怨经费不足,一方面也抱怨林业部门在有一个科学结论以前,已经盲目行动,花费巨大。
    “应该有一个机构,在研究、描述、监测和治理之间进行统一的协调,”一位研究人员说,“而治理应该是在科学的指导下,而不是独自行动。”他说,对于沙尘暴应该有一个长期持续的研究。
而中国科学院众多沙尘暴研究专家也认为,中国在沙尘暴研究方面存在气象条件研究与地面生态环境研究脱节的问题,防治沙尘暴应该天地结合。
    这是4月1日的下午,阳光中的北京城,风在高楼之间尖叫。有预报说,沙尘天气正在遥远的西北部地区再次兴起。而同在当天,北京当地媒体报道,3月31日,由北京市林业局组织的百名治沙专家赶往昌平、密云、延庆、门头沟等区县的乡村,传授风沙治理经验和致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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