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综 合  第 231 2004-4-1

 

 

79亿美元逆差与贸易结构调整之辨


本报记者 王 梓

·引言·

228年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诠释他所开拓的新领域——市场竞争在分配资源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进步作用,这两者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
如果消费偏好是多样化的,那么,分工意味着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因为没有人能在自己的产品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最初的交换在互相的满足中得到发展。而当交易效率和分工演进到极高的水平,国内市场不足以满足高分工水平的要求时,国内贸易就会发展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依存度也会随分工的演进而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经济界限并没有随着这种依存度的提高而逐渐模糊,相反,他们的界限变得更加清晰了。
在国与国没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达到最充分的状态,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是两条平行线,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状态注定国际贸易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直接造就了各国贸易间不可消除的壁垒。当中国向美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时,美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并不一定来到中国,反而是东亚国家的优势技术产品在中国找到了广阔的天地,结果就是中国维持着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对东亚近邻的大量贸易逆差,这种“三角恋”让美国人心中不是滋味。
在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四个拉动经济增长的轮子中,净出口无疑是最为敏感的一轮。它不仅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影响其国际经济关系。而当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开始影响到我国的宏观政策的独立性时,它实际已经超出经济的范畴。
持续了10年的“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远远不仅是4000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它同时推动着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潭。“顺差”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经济过热,对于甚嚣尘上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它完全可以起到反作用。 
就在今年的前两个月,高达79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出现在商务部的统计报告中,难道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3月27日,华彬国际大厦二层华泰厅,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对外经济所所长张燕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赵晋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和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七期,讨论国际贸易的新形势、新思路。

·对话·

逆差会不会持续全年?
《21世纪》: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476.4亿美元,其中出口698.7亿美元,进口777.7亿美元,进出口逆差达到79亿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额逆差?
海闻: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前两个月的出口量并没有减少,主要还在于进口增加得非常快,2月达到77%。
逆差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长期来看,进口是收入的函数,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进口就会增加。短期因素则是入世的影响逐渐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会下降,大多在2005年和2006年达到最低。所以这两年进口会增加得较快一些,这之后会相对稳定。更短期的因素是,去年为了缩小与美国的贸易逆差,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商务部专门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比如大豆和机电产品的大额采购,今年年初或者说是今年这一年,进口量会增长比较快。
赵晋平:从短期因素来看,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就是从去年后半年以来,以投资增长所带动的整个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投资需求的上升会带来对一些机械设备、基础材料大量的需求。我们一二月份原油进口增长了39%,初级产品进口的需求增长速度也在65%左右。
从出口来看,还有政策因素的影响,出口退税今年平均下调3个百分点,出口产品在去年年底肯定要冲一下——去年12月份出口增长了50.7%,没有全部冲完的肯定会延续到一、二月份。但是总体上看,一、二月份出口增长速度由于这一政策因素的影响已经比上年年末明显回落。
左大培:去年第一季度也有逆差,但是并不大。为什么到了年初总有这种事情?从月报数字看,其实逆差的问题只在2月份,2月份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进口,可能是偶然因素的影响。
赵晋平:工作日的影响就非常大。2003年春节还占了2月份几天,2004年春节则非常早,到2月份已经进入满负荷工作阶段了,而且2月份还比上年多了一天。所以按照经验,每年1月或者2月单月的比较不太容易说明问题,一般都是看累计,或者说看每天平均量。
《21世纪》:现在人们关心的是,这种趋势可能持续全年吗?今年会出现贸易逆差吗?
海闻:2月份这么大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以同样的趋势来影响全年,这一点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今年的贸易顺差至少是缩小的,甚至有一点点小的逆差,都有可能。
赵晋平:贸易顺差肯定是大幅度地缩小,但是我个人认为,出现逆差的可能性比较小。这就需要从出口、进口的增长速度来讲,出口保持10%-15%的增长速度还是有可能的,进口大概可以在15%-25%,增长速度仍然比出口要高。这样计算,贸易顺差应该是缩小到一百亿美元之内。
张燕生:有没有可能出现逆差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前两个月投资的快速增长出乎所有政府决策部门的预料,这么多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拉动中间投入和设备的进口,在过热经济状况被压下来之前,进口超乎预料地增长是正常的。
中美建立自由贸易区?
《21世纪》:贸易顺差形势的改变对于宏观环境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对经济过热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左大培:顺差的减少,起码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它却无助于减小经济过热的压力。
赵晋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顺差太多产生的市场因素,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压力。我个人认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对于减轻市场压力作用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对于减少政治压力未必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
拿去年全年和今年1月的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我国传统的贸易顺差来源的顺差额在增加,传统的贸易逆差来源的逆差规模也在扩大。从结构上来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扩大的。从去年开始,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为什么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大?并不在于我们总的顺差对它构成压力,而是中美之间的顺差占它逆差的比例太大。这种结构性问题,对于政治压力的减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左大培:我们最主要的逆差对象是东亚国家,顺差主要是美国,这个问题确实容易引起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
张燕生:全球化的环境中间,一国对一国要追求贸易的平衡,这是一个旧的理念,从行业内的全球分工来讲,不可能是中国存在1200亿的逆差,和美国就要1200亿顺差。
结构性的问题,要求中国的政府要进行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我们可以从接受加工贸易慢慢变成主动对外发展加工贸易,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发展对外产业转移,将转移进来的贸易顺差转移出去,这就需要中国对一些战略、体制和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首先调整的应当是观念,也就是要建立面对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的新发展观。
海闻:我倒不太同意政府去干预经济结构,因为经济结构的存在有它的道理。政府有意调整这个结构,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为了减轻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或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对于中美贸易,比较大胆的想法是,我们可以跟美国谈中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异想天开,我觉得这是战略性的考虑。结构性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调过来的,也不是政府能调过来的。我们既然已经加入WTO有了大幅度的开放并且已经在考虑跟日本、韩国搞自由贸易区,为什么不能直接跟美国搞自由贸易区?这个过程是早晚的事为了减轻目前的压力我们可以先提出来至少我们在姿态上占了主动。
赵晋平:我非常同意政府不能直接通过行政的手段去影响市场作用的观点,按照我们政府的传统管理模式,对今年进口的增长过快,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如何通过行政命令去限制进口,这是最要不得的。这可能带来市场资源配置关系的扭曲,不利于提高效率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中美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也许有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这一结构性问题,但是可能带来新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东亚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的GDP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可能有10%左右,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贸易创造效应的作用,依赖程度肯定会进一步上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东亚的市场长期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很高,就有很大的风险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与这种过度依赖于某一市场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
张燕生:对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从经济来看,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最开放的市场,中国与它搞自由贸易,中国经济的损益要认真计量;其次,美国不像德国、日本那样是一般性的发达国家,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一霸多极”的国际体系中,跟它搞自由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是政治关系问题,包括两国的谈判实力和能力严重不对称,有可能在谈判中处处陷进美国人的陷阱。
贸易顺差带给我们什么?
《21世纪》:10年来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而言是得失兼备,对这种贸易形势,我们该如何评价呢?
张燕生:在1980年代,我们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贸易逆差,外汇短缺始终困扰着我们,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一直是贸易政策的主要方面;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以后,由于有较大幅度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我国的贸易差额不但出现顺差,而且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都增长得很快,在增加出口的同时,也带来通胀的代价。在外汇储备达到4000亿美元的今天,我们应当考虑从贸易顺差向贸易平衡转变的政策调整。
赵晋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说经常收支的顺差是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它意味着一种资本要素的流出,也就是国内稀缺的资源的流出。
我们判断每一年度顺差还是逆差好,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存在一个固定的结论,而应该是相机抉择的问题。在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当时的出口扩张对缓解内需疲软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压力起了很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贸易顺差的增加对于改善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显然是非常有利的。而在国内经济出现过热的情况下,巨额的经常项目的顺差,显然对宏观经济是有害的。比如我们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外贸压力转化为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压力,货币大量投放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快经济走向过热的趋势。
《21世纪》:跟贸易顺差密切相关的就是外汇储备,除了经济安全上的考虑,对于目前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如何评价?
海闻:外汇储备本身并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可以从别国换取财富的票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很多先让别人消费了,人家给我们一堆纸片,说以后你可以来买他的东西,开个玩笑,地球如果明天爆炸了,我们会很亏。我们干了活,自己没享受,都让人家享受了。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主要是为了金融稳定。
赵晋平:我前几年分析国际收支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趋势来看,一个基本平衡的经常项目收支结构,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合适。
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21世纪》: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看,我们如何把握当前的贸易策略呢?
赵晋平:首先,从结构上进行调整是必要的,无论对美国还是欧盟,我们必须考虑通过扩大对这些市场的进口来弥补对方的逆差。其次,从出口角度来考虑,对于大量的紧缺资源,我们应该在产业政策上进行调整,减少这一类商品的出口,或者使其增长速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减缓我们所承受的来自主要贸易顺差对象国的压力。
左大培:中国现在的贸易结构可以说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际分工的问题。在中美贸易中,中国的顺差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美国自己,在它对全世界大额的贸易逆差中,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张燕生:只要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货币霸权存在,美国的贸易收支结构一定是进大于出,美国的整个国民净储蓄是负值,全球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提供信贷,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买单。
一旦到这种结构真正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是美国进口持续小于出口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这一轮美国霸权的终结,同时也是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也要重新洗牌。
左大培:我们通常讲的贸易都是两国模型,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三角问题。在对中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同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却很少出口中国,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在对中国输入芯片等产品时,却并不需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总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最低档。如果中国能继续快速增长,一定意味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升级,产品不断地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这样,我们从东亚国家进口减少,同时也会降低对美国低端劳动的出口优势。
海闻:中美贸易平衡既有结构问题,也有政策的问题。结构上,我们现在的购买力还没有达到购买美国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水平;政策上,美国方面还有一些政治和军事的考虑,高科技产品不能顺畅地进入中国。当然,我们也存在着一些保护。
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同时会带来成本的提高,但我们有这么多劳动力,注定转型的过程会比较长。其间可以采用一些短期的办法,比如更多地从美国进口、临时政府采购等。
《21世纪》:对于中国在世界的产业链条上的位置,一种有趣的说法是“欧美是董事会、印度是办公室、中国是加工厂”。
赵晋平: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中国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但不是一个贸易强国。在产业这个领域来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制造业上相对的比较优势,来赚取收入。在国际分工和要素资源的配置方面,欧美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在服务业上存在优势,所以你的比喻还是比较形象的。
为什么讲我们现在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呢?因为贸易大国是从一国贸易总的规模,包括它在整个GDP当中的贸易依存度来判断的,贸易强国则在于产业地位。我国绝大部分都是拿人家的品牌生产的,外观的设计权都在人家的手里,别国得到的是高额的利润,我们只是通过加工的方式获得收益。从附加值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得的比例是相当低的。
今后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加快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开拓,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使贸易大国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贸易强国。
海闻:附加值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的附加值,一个是劳动力的附加值,我们现在劳动力的附加值低,但是我们的资本附加值很高。附加值跟资本、劳动力的比例是有很大关系的,二者比例在目前国内经济中的悬殊决定了我们在贸易上的强弱。
(相关报道见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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