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金 融  第 230 2004-3-29

 

 

刘明康的答案


本报记者 陈 挺
见习记者  何 清

面对中外著名学者连珠炮似的尖锐问题,银监会主席没有回避

     北京报道

  “很大的挑战来自于,现有经济得不到足够的金融支持。”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坦言。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会者探讨的多为经济转型问题,而金融业更成了其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这一点,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费尔德斯坦的早餐会演讲上就能感觉到。马丁的发言题为“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势”,原定30分钟,但由于围绕汇率、税收等热点的提问太多,最终延期到50多分钟。
  而当天,刘明康做完“银行体系的建设和风险化解”主题发言后,虽然久经世面的主持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设法“护驾”,刘还要面对中外学者的连连询问。
“人”与“数”的挑战
  “银行改革,我现在不愁没有战略投资人,也不愁资本扩充的力量、替补的源泉。我现在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数据。”
  刘明康此语,是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刘世锦、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提问的回应。
  前者的担心在于“经济过热会不会把银行拖进去”。他说,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新一轮经济增长至今,银行坏帐是不是增加了,如果是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体制问题?政策问题?管理问题?信息问题?预期问题?刘世锦一连抛出了五个问号。
  而后者的问题则是:你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是尽职的。”刘明康首先表明了他的工作态度,随即阐述了“人”的问题,“你要有合格的审贷人员,能在信息不充分、市场经济发育很不完善的情况下识别并且量化风险,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要求人员的素质是很高的。”但实际上,国内高素质的专才非常匮乏。
  第二个挑战是“数”。刘明康说,银监会在所有银行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管理信息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拿不到有效数据并做出相应的风险管理,使整个运作中蕴藏着很多风险。
  针对刘明康“允许国内私人企业投资即将改制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说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提出,“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标准,比如什么样的企业有资格作为战略投资者,有没有比例限制,对于外资有没有一个比例的考虑?”
  “如果你愿意的话,从1%到100%都可以,没有问题。”银监会主席的答复肯定而明确。他说,大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小到农村信用社,国内外战略投资人的投资比例、规定是一样的。
  不过他同时强调,国外战略投资人的股份超过25%的时候,这家银行就要换一个牌照,变成中外合资银行,在2006年12月11日以前,它将不能经营全面的银行业务,人民币的零售业务。目前,已经有7家银行引进了外面的战略投资者。
  在引进国内投资者方面,刘明康对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保持着一种非常强的戒备心理。“关联交易会把整个银行拖垮。”他警告说。
农村金融要多条腿走路
  四大行淡出之后,农村金融何去何从?
  不约而同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艾肯伯格和张维迎均提及了这一点。
“我们在河南农村地区发现,有很多非农产业,比如说养牛,奶牛跟肉牛,还有蔬菜大棚的蔬菜,它们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大约在30%~40%,但是基本上得不到信用社支持,从农行等金融机构也借不到钱。”林毅夫称,四大行撤出后,信用社成了农村地区唯一的金融机构,处垄断地位,而垄断的结果是服务质量很难提高。
  由此,他抛给刘明康一个老生常谈但却屡无良策的问题:“怎样鼓励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资金来农村地区创办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刘明康坦承,信用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原来每个乡镇里面都有信用社,但普遍规模小、经营成本高,风险比较大”。
  而解决途径的尝试之一在于,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开始在八省市试点农信社改革:一方面,三到五年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组计划,其模式是“朝着县联社的方向进行”,并要求县联社面向三农服务的资产占一定比例,“沿海地区可以低一点,内地要高一点”;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广泛吸收民间资本,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
  但刘明康同时指出,光靠银行还是不够的,要多条腿走路。“一定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能够代替银行很多的功能跟作用,它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但)你(如果)给出很多规矩,它连生都生不出来。”
  凡事通则久。整个产业的健康良好运作,有赖于在终端建立退出通道。会上,刘明康重提二板市场,“没有二板市场,无论是创业投资基金本身,还是被支持的这些民间企业,都不可能做大做强”。
  他同时预见了可能发生的变化——农村信用社变成商业银行以后,一定会把一些不赚钱的支行或业务撤掉。由此,政策性银行的作用顿显重要,比如基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项目,均急需其大力扶持。
政策性银行需明确定位
  但张维迎关于“政策性银行出路”的质疑接踵而至。
  “政策性银行一直在试图商业化。”张说,“它们已经按照商业化的方法在运作了,经常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贷款进行竞争。政策性银行因为特殊政策,利息低、贷款期限长,反倒可能有竞争优势。”——这些政策性银行究竟能不能提供服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刘明康的回答是“现在还需要”,而之所以出现张维迎提到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性银行对于自身定位认识的模糊。
  他重申,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对国内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政策性业务提供先期的资金支持,一待这些项目的现金流有了造血功能,就要及时退出,将“接力棒”交给民间资本等后来者。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正在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刘明康透露,最近几家政策性银行都在重新定位自己的功能,银监会、央行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调整。如按照正在设计的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将有一个合理的分工。
  最近愈炒愈热的存款保险话题,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伯溪的提问,即是中国会否考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刘明康说,对老百姓的存款,中国现在实行政府全额担保。至于存款保险制度要不要设立,怎么设立,则正在充分论证和研究当中,最终结果不得而知,因为怎样克服这项制度的道德风险和其他负作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
  会上,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柯白再度提及人民币汇率。
  柯白并没有重谈人民币会不会升值的老调,而是直接提出:一旦人民币币值改变,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改革将受到怎样的影响?
  “不要本末倒置。”刘明康的话印证了民间的一种说法:货币的浮动一直要到银行改革之后才能发生。他警告说,“如果银行业没有足够的弹性,那么当我们打开资本项下,让货币自动浮动,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刘明康表示,资本项目的流动是最终目标,他也希望“越早越好”,但现在还没有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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