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能源情景报告  第 226 2004-3-15

 

 

美国在海上限制中国?
——访美国能源部前国际政策顾问米歇尔·比利


本报记者 王尔山

北京报道

          作为美国能源部国际政策顾问,米歇尔·比利(Michelle Billig)亲身经历了1999-2003年从克林顿到布什的能源政策变化。加入美国外交委员会之后,她继续关注能源问题,并在2004年1月预言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最有可能涉及的三大能源问题分别是如何减少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如何改善与石油生产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要不要重新加入《京都议定书》。
          在比利看来,美国的能源政策变成外交政策一个组成部分是多年以来美国进口石油数量持续增长的结果:自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美国试图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而遭到失败,美国的石油进口就有增无减,国内产量却在最近10年下跌15%,现在进口石油已经占到国内总消费量的一半以上,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大国,其命运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受到石油生产国局势走向的影响。
          为了分散风险,美国政府除了继续致力外交斡旋,还在扩大与非中东石油生产国的接触,加拿大、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商,2002年布什总统还开始与普京总统讨论扩大美俄石油贸易,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
          曾在2001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能源专员的比利同时指出,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现正处于1973年美国的转折点,当时美国意识到自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下决心建立战略石油储备。
           3月11日上午,刚刚访问委内瑞拉回国的比利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美国能源问题第一次搁至如此重要位置
           《21世纪》:小布什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变化,为什么?
           米歇尔·比利(以下简称比利):从整体能源政策角度而言,布什总统在2001年1月入主白宫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成立一个全国能源政策开发小组,由副总统切尼担任主席,这是能源问题第一次被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该小组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在2001年5月制定一个非常全面的计划,覆盖能源问题的许多不同领域,国内和国际都涉及到了。但是从国际政策角度而言,我看不出我们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变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向媒体或公众阐述(能源政策),但我觉得我们的重点还是一样,就是确保我们能为美国人民建立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
我觉得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在美国,如何加快美国能源资源开发已经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还要努力提高产量。我们也在考虑环保方面的话题,但总体而言能源开发得到更大的重视,被置于一些环保措施之上,而这些措施在克林顿时期是排在能源开发前面的。
          《21世纪》:这会不会跟布什及其高官与石油公司的深厚联系有关?
           比利:不完全是这样吧。我不认为是这样。其实只要你做一点研究,你就会发现民主党执政时期也有一些官员跟石油公司有牵连。他们的关系也许没有布什政府一些官员那么直接,但你看负责能源政策的阿伯拉罕部长,他就(跟石油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你掌握的根据大概是内阁一些高级官员,比如商务部长埃文斯、副总统切尼和总统布什,他们确实对能源产业有着第一手的认识。这可能使他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跟别人不同,因为他们有能力了解这个产业。但石油公司一向具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们不会只对一党下功夫,他们总是竭力推动两党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尽量在两党建立更多的联系。
          《21世纪》: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人认为廉价汽油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之一,而这看上去成了左右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长期因素,以至于没有一个政府敢于通过提高油价鼓励节约。是不是这样,廉价汽油的政治重要性真有那么大吗?
           比利:我觉得你首先应该明白我们是市场经济,石油价格是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决定的,汽油也一样。我们对汽油或石油的管制不是非常严厉,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努力减少消费,而是有没有可能对石油或汽油加税。我认为一旦我们决定接受市场价格,我们就得遵守这个规矩。我们不能对石油进行补贴。
           《21世纪》:核能怎么样,它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似乎证明它可以作为日后能源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但我们也注意到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害怕兴建核电站,你觉得这种态度有可能发生改变吗?
          比利:大概不会。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话题,公众非常关注核能的安全性。基本上这也是一个国家安全话题。9·11之后反对核能的声浪进一步高涨,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核电站将使国家安全变得更加脆弱。所以短期而言我不相信我们可能兴建新的核电站。我知道布什政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也在努力寻找可能减轻公众忧虑的办法。但要打消公众的忧虑,你非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攻势不可。同样,除非电价突然大幅上升,否则公众不大可能考虑转用核能这样的新能源,因为我们都知道后者的价格是不会上升的。
          《21世纪》:这么看来政府必须同时考虑选民的态度、石油公司的影响以及长期的科学预测,还有没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怎样决定政策的方向,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比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政策制定者,你必须努力在选民的考虑和长期的考虑之间取得平衡。不幸的是在美国我们有一个为期4年的政治周期,大多数政府也就只有这段时间可以利用。这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布什政府一直试图把很多技术问题(特别是跟新一代核能、水能和核聚变技术有关的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但另方面,到了一定时候这些技术就要付诸实践,总得有一些激励,可能是补贴,可能是某种其他方式,总得把它们投入市场,而这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的一个很棘手的决策。
          《21世纪》: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政策?
           比利:传统而言美国一直努力避免资源来自一个地区,这主要是指中东。所以我们考察比较靠近自己的地区,比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我们还考察西非的地区,比如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这不仅因为它们位于中东之外,也是因为它们比较靠近美国。我们更容易拿到这些地区的石油,委内瑞拉只有5天,尼日利亚只要2星期。至于俄罗斯,他们有潜力,储量巨大,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是一个大型石油生产国,现在排在沙特阿拉伯后面位居世界第二,并且开始争夺世界第一。所以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跟沙特阿拉伯不同,他们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美国一直试图跟俄罗斯建立一种商业对话。我觉得最近当地发生的一些针对商人的负面新闻可能对很有兴趣投资俄罗斯的商人是一种打击,结果之一是推迟俄罗斯进一步提高石油产量的日期。而在西非和安哥拉,美国正帮助当地国家建立一个法律和投资框架,从而允许外国企业帮助它们提高石油产量。我们跟西半球有着很好的关系,我们还会继续巩固这种关系。
        《21世纪》: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和其他人曾经暗示石油是布什制订其伊拉克政策时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样吗,石油在入侵伊拉克的决策中占了多大分量?
          比利: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直接的关键问题。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以及让这个人(萨达姆)留在总统位置上可能对美国和全球安全产生什么威胁。我相信这才是根本原因。中东在美国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这里有几个原因,石油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从一个更广泛的比较间接的角度考虑,是的,我们当然关心该地区的安全,因为这可能触发更大的安全问题、冲突和大规模人员伤亡,还有造成石油供应中断的一些风险。但石油不是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在海上限制中国?
          《21世纪》:美国的能源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中国和它的未来?
          比利: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肯定受到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同样关注中国的还有全球其他国家的政府和能源势力。现在中国能源提价对物价有很大的影响,大家不再指望需求会像过去那样增长,市场受到显著打击。但我想世界各国和企业仍然会非常重视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会成为全球能源供给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为确保国际能源市场正常运转,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增长和供给情况的沟通和信息交流。我知道现在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是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建设,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发生石油危机,中国如果拥有储备就能支持国内生产。
如果没有储备,中国就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在那里花大价钱争夺石油,而这将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于数据的透明度。我觉得现在外界谁也不能十分确定中国的石油需求究竟有多大以及它要进口多少石油,就像一个黑箱,这使外界很难为其他市场做计划,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的石油需求也能得到满足。
      《21世纪》:前不久有中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企图将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限定在陆地,是这样吗?
        比利:不会的。石油的未来当然在海洋。深海钻探已经有了许多新的技术,我认为中国将来的石油产量大部分也会来自海洋。渤海湾是一个很重要的石油资源,有助于稳定中国开始下降的产量。总之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不太对劲。我们在墨西哥湾有很多钻探项目,在北海以及尼日利亚、安哥拉沿海也一样,我们看见的新石油来源都在海上,所以这个说法一定有问题。当然我们这里有很多思想流派,我也可以肯定地说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对资源的争夺也会越来越激烈。但同样一个问题,有人看见竞争的可能,也有人看见合作的空间。如果美国和中国拥有一些相近的问题和考虑,他们当然可以合作,对石油生产国形成一个联合阵线。如果你属于石油消费型经济,类似美国和中国的情况,而石油输出国组织还要限制产量推动价格上涨,那么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就会比较有利,私下竞争没什么好处。中国很有兴趣了解美国的经验,因为中国现在走到美国1973年的情况,当时我们有大约25%的石油需要进口,国内供给开始下降,但对进口的需求的增长预测却是巨大的,于是我们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禁运之后拿定主意,知道我们需要建立战略储备,以便应付石油供给中断的情况,中国现在就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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