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财 富  第 220 2004-2-23 

 

 

纽约银行经营之道:
有中国特色的“抓大放小”


本报记者 邱 伟

世界500强韬略
Bank of New York(纽约银行)
美国500强排名第299位


徘徊在投资银行边缘的商业银行
一家不以经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银行还叫不叫商业银行?220年历史的纽约银行正试图以自我的改变,撬动这一边界。
几十年来,纽约银行不断拓展业务,却好像已将自己赖以起家的老本行存贷款业务彻底遗忘。目前,它的存贷款业务只局限于大纽约地区,而存贷款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也处在不断下降的通道中,现在只占到20%多。
纽约银行是聪明的。
存贷款业务在美国已经竞争激烈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无数层次的银行从联邦银行、州立银行到本地银行,对这块固定的蛋糕你争我抢。银行们花样层出,为争夺客户穷尽心思。一位本地银行的副总裁曾经撰文说,为争储户他已经“恨不得亲自给储户家送彩电”了。而赚钱之路依旧非常艰难,浮动利率的争夺也让利润率被压到了极低的地步。
激烈的竞争带来的是必然的整合。在JP摩根合并无数家银行并最终吞掉大通银行之后,美国银行业的兼并浪潮似乎变得更加剧烈和不可逆转。
与之相反的场景是,美国的投资银行们却仍旧能够从日益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中获利。摩根士丹利在其著名的中石化上市一役中,只派出了两名核心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工作半年,便撬走了8亿港元的佣金,利润之高令人咋舌。
但在1999年底之前,商业银行们只有眼红的份,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如一把利剑横在中间,阻断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向投资银行界迁徙的幻想。
但纽约银行,却不停止地幻想着。
在1990年代初甚至更早,纽约银行便把精心设计了“证券服务商”这一定位加在了自己的头上——这一思路无比简单:虽然法律规定不可以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我可以做一个为投资银行服务的商业银行。
从此,纽约银行开始了对散布的众多中小公司的收购。十余年来,纽约银行收购了80多家公司,这80多家公司没有任何一家是银行,全是做证券服务的公司。在最近的2003年,纽约银行收购了PERSHING公司,这是美国最大的一家为证券机构做清算服务的公司。
多年修行换得无数正果。其中,结的最大的一个果子算是叫ADR(美国存托凭证)的神秘之物了。
目前,纽约银行对ADR市场几近于垄断,它管理的ADR占全世界ADR总数的67%。而对于中国,纽约银行的ADR市场份额超过了80%,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大型企业,如中国电信、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等。
通过ADR,海外公司可以更加容易地在美国上市,而对于ADR的主要存托银行纽约银行来说,它似乎对投资银行的高利润也亲近了许多。
“纽约银行的营业模式是有差异性的、是独特的,因此我们不会过多地参与到公司融资这样的行业整合中去”,纽约银行董事会主席兼CEO雷毅如是说。而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纽约银行头上的天空显得更加蔚蓝明亮。
2月12日,在纽约银行北京代表处开业酒会上,雷毅和纽约银行中国区总经理龚天益共同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 
(邱伟)


北京报道

“抓大放小”
《21世纪》:在10年前,你们就在上海开设了代表处,4年前,上海代表处升级成上海分行。上海分行理论上可以在全中国开展业务。那么,现在开北京代表处的意义何在,是不是要搞好政府关系以备将来发展意味更浓厚一点?
雷毅(Thomas A. Renyi,纽约银行全球CEO兼董事会主席):你说的非常对,在上海分行成立后,我们的业务在整个中国成功拓展,我们不仅在存托凭证,还在贸易融资和支付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目前开设北京代表处也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虽然过去我们的业务是围绕着上海分行展开,但是,我们在上海、香港以至于纽约总部的人员都会定期地到访北京。今天,我们在北京建立的业务伙伴中,有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国的公司还有中国的政府机构,我们需要和这些扎根北京的业务伙伴建立更连贯性的、更加深厚的关系。
随着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政治机构和有关方面都作出了承诺,要充分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中国本地的资本市场,同时要进军全球资本市场,所以,这就有机会让纽约银行为他的中国客户们能把业务冲在最前面提供第一手的帮助。开设北京代表处有实质性的需要。
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快速扎根北京,成为首都金融圈的一名成员。
《21世纪》:你刚才所指的“业务伙伴”,是不是更多指一些要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传言说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有可能赴海外上市,建设银行可能先摘花魁,是不是四大银行也是潜在客户?
雷毅:是的,一些大型的中国国企和你提到的四大银行正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已经与它们都有合作了,我们下一步是要深化这种合作。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中国的客户、对于中国的金融界,都要体现一种承诺。中国快速发展的程度和改革都要求我们在北京成立代表处。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以及一些企业的领导人向我们展现了与纽约银行开展合作的承诺,那么,我们也应当体现与他们开展合作的承诺。
《21世纪》:翻开纽约银行过去在管理ADR的不俗业绩,可以看出纽约的策略有点“抓大放小”。如果说,北京代表处的开业就是来更好地抓那些大客户的,那么,一些中国的小客户怎么办?
龚天益(Louis Kung,纽约银行中国区总经理):我们首先得承认,纽约银行在一些客户的选择上,是存在“抓大”的问题,但不是意味着完全“放小”。我们的想法是,大的企业由纽约银行来服务,小的企业先由国内的银行来服务,等小的企业成长大了,有向国际资本市场发展需求的时候,再来找纽约银行,所以,我们不是完全放弃小企业,而是与国内的银行来合作,让小变成大。
不投资合资企业
《21世纪》:上海分行成立后,纽约银行在中国的盈利状况如何?
龚天益:非常不错。在上海分行开业的第8个月,我们就已经开始赚钱了。我们一般希望的投资是能够在2-3年内回收,但上海分行却只用了8个月,这非常好。
像北京,如果做得好,很快就能升级成分行。现在北京是20来人,我想在年底一定能达到60个人,我的看法是,在两三年以内,纽约银行在北京的员工一定能达到100人。对于一个分行来讲,100人不嫌少。
而且,我们的广州代表处也快要开了。
《21世纪》:雷毅先生怎么评价纽约银行在中国的这些业绩?
雷毅:先说说我们的同行,同业中有许多银行对于进入中国市场感到失望。因为它们在进入之初投入了巨额的资源和资本,然后它们对中国的发展速度感到失望。但是,从纽约银行的角度来说,只要纽约银行向这个市场投入一定的资本,我们首先就要考虑到这个市场内在的进展速度,这样,我们的投资就会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下去。
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也知道中国市场的发展不是平均分配的,有它的不均衡性。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发展是一步步前行的,先是在上海开代表处,一旦觉得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了,我们把上海代表处升级成了分行,并且作出了相应的资本投入。现在,我们又在北京开了代表处,如果将来北京代表处的业务进展能够允许我们在北京进行资本投入的话,我们当然也会这么做。
纽约银行作为一家有200多年历史的老银行,看问题总是喜欢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而中国人也是喜欢看长远,从这点上来看,纽约银行与中国有着相通之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避免了像同行那样在中国市场所经历的挫折。
《21世纪》:纽约银行准备在中国进行一些投资吗?比如与中国当地的一家权威金融机构合作建立合资公司。或者是,秉承纽约银行在全球的收购策略进行一些收购?
雷毅:这正是我想强调的,我们在进入一个市场的时候,我们恪守的、长期的工作思路是单独地进入这个市场,而不是合资、结成伙伴关系的法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都是与中国的公司通过合作协议的方式来建立伙伴关系,而不是投资法人。
所以,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不会考虑对任何一家银行企业或者金融服务企业做资本投资,原因很简单,纽约银行在中国的营业模式是要向所有的银行和中介机构提供服务,我们决不会同当地的任何一家公司展开竞争,我们是所有中国公司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
《21世纪》:这听上去有点太绝对了吧。
龚天益:原因就是,我们不能让任何中国的金融机构觉得,我们是在跟另外一个机构在挂钩,那会影响我们的业务。
而且,有关国内的这块我们绝对不做,由国内的机构去做。我们不能给国内的金融机构造成一个想法,我们是在和它们竞争,我们只能充当它们的合作者。
纽约银行是非常保守的,绝对不会做先锋者,做任何投资,每走一步都是前后斟酌、非常谨慎,这也是纽约银行能够存活200多年的原因。
《21世纪》:十年中,纽约银行在中国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龚天益:面临的困难最主要的还是人才。上海分行在扩充的当中,我们经常遇到:需要一个人才了,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人,这和高的薪水无关。
像我本人,是在中国出生的,但1岁就离开了中国,在美国生活工作了50多年后才回到中国,我在纽约银行工作了27年。我的经历并不能说明什么,我想说的只是,能在纽约银行工作的能力或经历,确实是要靠时间来培养出来,我觉得国内的一些人才虽然学习能力很强,但毕竟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没有足够时间是学不来的。
ADR与CDR的三强谜题
《21世纪》:现在你们ADR业务发展得比较好,是主打业务,这是不是代表ADR仍旧是未来的主打业务呢?
龚天益:ADR绝对是我们的主要业务。但同时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在慢慢地发展,就像我刚才说到,将来如果中国的机构想到国外做一些投资的话,那么纽约银行在保管方面是绝对的强项,过去,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但是,随着国内的逐步开放,国内机构在国际的保管业务我们将紧紧抓住。
还有一个业务是贸易融资,这个融资是对国内出口的融资。最近,我们扩充了上海分行的业务范围,使它能够提供全套贸易融资营运中枢。
还有一项业务是清算。现在,大家预期人民币会升值,大量资金流入中国,这是结算商机,等人民币升值后,这些资金还会换成美元重新流出中国,一来一去,两个加起来就是巨大的商机。
《21世纪》:纽约银行觉得CDR(中国存托凭证)什么时候会推出?纽约银行怎么看待CDR所带来的商机?
龚天益:国外的企业(包括红筹股企业)一定要开始觉得国内的资本市场成长到一定地步,它们可以在国内取得成本相当低的资金的时候,CDR才有推出的可能,CDR的目的就是让国外的企业来国内融资嘛。
关于CDR,我们和中国证监会一直有这方面的商谈。关键是第一个,第一个CDR最难。这第一个能什么时候上去我们也不知道。
《21世纪》:但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赖国辉曾经表示过,它们可能会第一个做CDR的托管行。
龚天益:摩根大通对我们在存托凭证市场的成绩一直很眼红。十年来,纽约银行和摩根大通就一直在存托凭证上争夺市场份额。事实上,这一阵子,摩根大通在中国存托凭证上确实表现出很有“侵略性”,它们请了一些专家、顾问专门来了中国。所以,在CDR上,它们非常想抢第一个单。
《21世纪》:纽约银行希望自己在CDR中,能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龚天益:我们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是,在国外的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咨询的工作,同时呢,我们可以做CDR另一端的保管银行,CDR国内这一端仍旧由国内的银行来做,我们做CDR全球的保管。
《21世纪》:也不会如摩根大通、花旗那样,想成立合资公司来做国内的CDR保管?
龚天益:绝对不会。我们绝不会抢国内的业务。
《21世纪》:纽约银行怎么评价与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业务竞争?
龚天益:我只能这样讲,市场是非常开放公平的,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都是我们非常尊敬、可亲的竞争对手,我相信每家都有自己的专长。纽约银行的专长就是绝对不和国内的任何一家银行去竞争。和其他两者不一样,它们是前头的人民币业务也做,后头的全球零售、托管也做,我们是前者不做、只做后边的。有时候有的企业希望对前后业务有所区分,在这时候我们是有竞争力的。但也要看客户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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