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金 融  第 220 2004-2-23 

 

 

建行再瘦身


本报记者 杜 艳
特约记者 历志钢

上海报道

  过去一年,中国建设银行遍布全国的38个一级行都留下了相似的一幕——精简机构。按照计划,这项工作要到2005年底才能结束。
  也就是说,经历了上一年度的“筛选”之后,许多建行员工又要在新一轮考验中等待自己的命运。
  建总行一人士证实了2004年仍将继续裁员的消息,但表示具体计划尚未下发。而在江苏、山西等地,一些“建行人”已经嗅到了新一轮裁员的味道。但对于今后两年内将裁员1/3的说法,建行方面却三缄其口。
  风雨将至,心下忐忑的不仅仅是银行员工,银行同样承负着改革的压力。有内部人士称,建行此轮裁员,到底裁撤多少机构已非重点,主要目的是“使任何一个机构都能够保证赢利”;而与此同时,建行还要面对2003年的未了事务,这甚至包括被裁员工的诉讼。
被裁掉的短期工
  1989年,张女士成了建行山西省侯马市支行的一名短期合同工。那年她22岁,是当地建行招代办员的时候进去的。从那一年开始,她每年和建行签一次“期限一年”的短期劳动合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13年。
  但2003年5月,一次关于“竞聘上岗”的会议的召开,使第14张合同没有顺产。
  会议下发了《中国建设银行侯马市支行竞聘上岗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本着“公平竞争、以岗定编”的原则,成立竞聘上岗领导小组和竞聘演讲答辩委员会,先组织考试——考试内容分为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占综合考评的40%,其余60%为领导评议分——再根据得分情况对员工实行末位淘汰。
  考试前张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可以先自愿申请买断工龄,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补偿费,也有传言称这样可以得到一笔1万~3万元的奖励。
  但最终,张选择了考试,30出头的她并不想这样离开建行。
  2003年6月16日,张参加了考试。
  6月17日,张接到一纸通知,她最终成了首批被末位淘汰的5名员工之一。
张说,“我一直想不通,我的考试成绩并不在淘汰之列,并多次被行里评为先进,为什么我的评议成绩会那么低。”
  落聘后,按照工作年限,张一年的补助为500元,她工作了不到14年,总共拿到了6000元。(一个可供参照的标准是,黄冈市分行曾经规定,表外用工按劳部发1994481号文件给予经济补偿,即工作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
  在2003年,侯马市支行与张有着同样境遇的落聘人员有40多人,其中短期合同工占了90%以上。临走,他们分别拿到了1000~6000元不等的补偿费。而此前有媒体称,目前建行裁员平均支付成本约为每人7万元。
  差别悬殊的原因在于,侯马市支行对短期合同工和长期合同工(即所谓的正式工)有着不同的补偿标准。一个长期合同工的补偿费用是:山西省分行给4万元,临汾区行给3万元,市行按工龄每年给1500元。也就是说,一名和张女士同等年限的长期合同工,可以得到约10万元的补偿金。
  类似的分级补偿标准亦在湖南得到了印证。当地建行的标准是:10年以下的员工3000元/年,10年以上15年以下4000元/年,15年以上20年以下4500元/年,20年以上5000元/年。
  现在,侯马市支行经过2003年的裁员和撤并,人员由原来的130多人精简到约100人;而用工结构也得到了很大的调整,由短期和长期合同工并存变成后者一统江山。
  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2003年8月18日,张女士向临汾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和建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就“同工同酬”提出申诉。仲裁委受理仲裁,但至今尚无结果。
机构撤并原则
  人员精简的同时,建行网点亦在迅速收缩。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浙江绍兴,建行分支机构数量已经由2002年的82家减少到2003年的73家;在中西部地区,撤并的范围还要大。
  张女士说,在她所在的侯马市,建行原有17个储蓄所,现在只剩下5个。2003年撤掉了路东所、新乐专柜、三六零六所、长征路所、铁一处所、乔村所;2002年撤掉了幸福街所、建新所;2000年以前撤掉的是浍滨所、大圆盘所、呈王中路所、大吉专柜等。
  建行黄冈市分行的一份文件——《中国建设银行黄冈市分行县级支行及以下机构精简实施细则》,明确指出了机构精简的目的:“所有保留的网点存款达到省分行盈亏平衡点存款量以上。”
  按照规模与效益并重的选择,文件确定了具体标准。
  首先明确的是:存款2亿元以下的县级支行不设分支机构。建行一位人士说,2亿元是银行分支机构的生存底线,少于2亿元的网点被撤也是必然的。
  接下来,对存款2亿~5亿元(含)的县级支行,文件规定最多可下设1~2个分支机构;而超过5亿元的县级支行则最多可设置3个分支机构。
  此外,在县级支行的下设分支机构中,所有单产超过1亿元的分支机构均可保留,此种情况下县级支行的下设分支机构数量可不受上述要求限制。在补充条款里,存款规模达到上述保留设置标准以上,但安全边际率小于0的机构,也规定要一律撤消。
  在这个要求下,该分行提出了撤消县级支行及以下机构16个、精简富余人员266人的“总体目标”,把机构数量和在职职工数量控制在35个和472人以下。对比两组数据,精简工作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建行的得与失
  但改革必然带来成本。
  “一些有业务能力的人借机买断工龄,既达到了跳槽的目的,又得到了经济上一笔不菲的补偿。”建行一位人士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流失,而现在高端人才依然缺乏。
  记者在基层建行的采访也表明,裁撤思路的执行并非尽善尽美。
  山西省侯马市新乐专柜储蓄网点背靠服装批发市场,其特点是每天平均的现金流量约有50多万元(相当于当地一般储蓄所的5倍),但由于资金出入频繁,沉淀下来的存款并不多。去年,该储蓄网点由于存款规模只有1700万元(按照精简机构的截止时间点计算)而遭撤除。
  但这样一个举措,却让与新乐专柜只有一街之隔的农行巧得良机。
  “在农行储蓄点前办理存汇业务的人排起了长队,该网点的存款也在原来的基础上突增了2000多万元。”建行当地的一位员工对此不无感慨。
  无独有偶,背靠太原钢铁的建行赵庄储蓄所,是一个以个人储蓄业务为主的网点,也同样遭到了撤并的命运。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地方行单纯以存款规模来决定网点的撤并与否,肯定是不合理的。存款所对应的是一个网点的赢利水平,应该确立一个最低的赢利点,如果简单以存款金额来算,可能导致网点综合回报效益的下降”。


·记者手记·

机构扩张的历史代价

凡事有其果必有其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建行现在沉重的机构和冗员压力,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银行规模扩张的负债管理不无关联。那时的扩张,已为今日的精简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大银行都提出了‘存款立行’的指导方针,由此在全国大增储蓄网点。这个过程从19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和机构。”建行某人士说。
  对此,家住太原的张叶(化名)体会颇深。
  张于1990年代作为合同工走进了太原市建行某储蓄所的大门。据其介绍,1996、1997年,当地建行开始大张旗鼓铺摊子,在全市范围内,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建行的储蓄所。她的岗位就拜这次大扩张所赐。
  “当时只要有人能找到设立储蓄所的地点,就奖励给他一笔钱。”张回忆说。其后,全市范围内的建行网点变得星罗棋布。以太原市迎新街为例,假如以该街道上的迎新街支行作为圆心,在车程不到5分钟的半径内,就设有春光、新华、颐泽、迎新专柜、迎北等5个储蓄所。
  很快,分摊布点的粗放式经营在增加储蓄的同时,也让建行背负了越来越重的成本压力。“网点相距太近,不少小网点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有的相近网点甚至争起自家的生意唱起了对台戏。”太原市建行的一位人士说。
  与此同时,建行还日益感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情况下,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会使利差越来越小,银行要降低成本,进行成本核算,势必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某市建行公司业务部的一位人士说。
  但理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巴曙松说:“我国的银行管理理念经历了三次调整的过程:1980年代是跑马圈地的负债管理年代,这个时期强调存款越多越好,而对资产质量和资本金有所忽视;1997、1998年后是资产管理年代,意识到如果形成大量不良贷款,就会给经济大发展背上大包袱;现在正在向资本金管理转变。”
  而在中行、建行获得450亿美元注资后,推进资本金管理变得更加迫切。
  “资本金管理的意思是,资本金的投入要有回报,资本要对业务的扩张有约束能力,资本配置要有效率,这是现在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国有银行早期最欠缺的一个理念。”巴曙松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注资的质量,而不是说注入进去又形成新的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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