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政 经  第 220 2004-2-23 

 

 

《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
“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起热议 新闻监督寻找新边界


见习记者 刘 伟 陈善哲

深圳报道 

“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
一石激起千层浪。
岁末年初,一份由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简称《条例》,在《职务犯罪的监督》一章中,拟赋予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过程中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等重要新闻监督权力,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一个尚待地方人大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所包含的一个条款,竟能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如该草案的具体起草部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一位负责人所言,“外界反应如此强烈,真是始料不及!”
媒体焦聚
去年深圳市人大三届五次会议期间,郑学定等1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制定《深圳经济特区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的议案。《条例》起草前,人大代表们的意见、建议最为集中的焦点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职务行为的舆论监督作用。
2003年末,《条例》初稿亮相。在《职务犯罪的监督》一章中,对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以专条作出明确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此后,围绕《条例》这个“专条”,媒体讨论逐渐“风生水起”。
“其实《条例》(草案)是为预防职务犯罪而制定的一个系统法规,包含许多内容,拟定赋予新闻记者‘无过错合理怀疑权’等舆论监督权力,只是它的一个方面,也是从预防职务犯罪中社会舆论的作用角度出发的,媒体关注的角度和热情,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负责人对记者如是说。
据知情人介绍,《条例》草案现在也只是就初稿征求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尚未提交人大审议,而对于有关媒体监督的内容,并没有制定相关的细则。“只是就草案的结构、框架进行了一些探讨,离进入逐字逐句斟酌的阶段尚远。”
“整个《条例》是否能够通过还是一个未知数,但从媒体的热切关注中,至少可以看出媒体对于保障其行使舆论监督权的相关法律保障的热情企盼。”这位人士最后说。
一个事实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多元化,而掌握公共资源与公权力的机构和人员腐败现象也越来越触目惊心,进行监督的呼声也随之日益高涨。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近年来经常有政府官员或具有一定职务的公众人物以侵犯其名誉权或隐私权为由将媒体送上被告席。而拒绝记者采访,肆意封锁消息,恫吓威胁记者,蓄意围攻、殴打记者的事件也经常发生。由此也产生了名誉保护与舆论监督、隐私保护与社会知情权保障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直接导致的后果,往往造成了社会舆论监督的力度削弱,不利于预防职务犯罪。
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规定记者权利的相关专项法律法规。应当说,在此背景下,《条例》第一次将记者的权利明确提出来,不管条例最终能否获得通过,其本身就是我国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在法律上的一次较大突破。
“此举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表述,而且牵涉到理念上的大转变,如能付诸实施,将对强化舆论监督起到积极的作用。”有关人士称。
监督困境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主任李双龙副教授认为,由于法律保障的不够完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特别是在做批评性报道时,往往处于劣势。
对于一些可能产生职务犯罪的重要部门和重要人物,缺乏有效的提前的监督,等等,都是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缺少法律保障而出现的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的基础是了解事实真相,新闻记者面对信息的不公开和不透明,能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这是新闻舆论监督的最大障碍。” 李双龙副教授认为“缺少相关法律的保护,是目前我们媒体难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而且,我们现在的新闻监督,一般只是停留在事后,如果一切等到尘埃落定了,那么我们的新闻与评论就只不过是打‘死老虎’,并没有多少积极意义。”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立勋教授介绍说,深圳这个《条例》草案的出台,正是把舆论的这种监督作用,逐步转移到事前,让公众人物时刻感觉到来自社会的监督,而社会的广泛监督则是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的最有效的良药。
此前曾有学者替那些贪官“抱不平”:如果媒体早一点监督他们,监督的力度大一点、效果好一点,也许他们就不至于从“人上人”沦为“阶下囚”,至少是不至于等到发现已经是“死罪”了。
深圳女巨贪劳德容在忏悔信中也曾言:“如果新闻媒体及早监督,我就不会犯这么大的错。”
何以解困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有学者认为,作为社会公器,媒体是社会监督有效存在的一种,其有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基本功能。但现实是媒体和记者只具有采访权,不具备国家机关和执法主体所具有的诸如侦查权、调查权等公权力,因此,对于新闻真实不能要求得过于严苛,媒体和记者永远都不可能还原事件的初始真相。
“这就要合理地给出舆论侵权的免责范围。”深圳《条例》的这个规定,可以保证新闻舆论这一重要监督形式功能的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拓宽新闻舆论监督的运作空间,对于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有序开展和正常进行,对于促成法律界和新闻媒体的良性互动都具有重要的探索和示范意义。”
与媒体的“灼热”反应相比,法学界的反应则显得颇为平淡。
“无论是知情权,还是人身安全保障权、批评建议权,抑或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这些权利在现有的更高位阶的法律中都能找到渊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说。他认为,关于记者的这几种权利均涉及国家的公权力,事关基本制度的安排,具有普适性,理应由国家法来调整。从法理上说,一个地方性法规无权作此规定,而无论它的本意是好是坏。这些权利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区区地方性法规无以承载其分量,甚至于有将其“矮化”之嫌。
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对于公民人身安全的保障,贯穿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上下,从宪法这样的基本法,到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这样的部门法领域,均不乏这方面的规定。而公众及媒体的知情权,对公职行为的批评建议权和怀疑权,均见诸宪法,即使宪法没有明文列举某些权利,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推理等相关法律技术的运用,从中推导而出。”
因此,且不论地方性法规作此规定是否合乎法理,贺教授对草案中载明的几种媒体权利的实际上的可操作性也提出了质疑。权利既然已经写进法律,却不能实际享有,那么重复书写一次也是于事无补,因为,这表明权利的落空并非由于立法的阙如,肯定是适用环节出现问题。
至于在当下的法律框架下,如何保障新闻媒体的相关权利,贺、杨二者不谋而合,均认为应当充分挖掘既有的法治资源,“在适用法律层面对记者权利予以保障”。在法院审判阶段,法官通过对“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以及法律推理等相关法律技术的运用,可以尽最大可能保障媒体的权利。
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去年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审理著名球星范志毅诉一媒体的名誉权讼案中,悄然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这对日后处理同类案件将有启示作用。
“在当前的法制语境中,适用法律也许比一味地立法更为重要。”贺卫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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