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国 际 第 219 2004-2-19

 

 

经济学家樊纲:
五大轮子驱动印度经济


周 薇

印度经济赶超中国?
《21世纪》:印度2003年经济增长率最终可能超过8%,印度政府官员也对经济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您认为,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否超过中国?
樊纲:根据印度官方的统计,2003年印度的增长速度大概是8.2%,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估计,2004年可以增长9%以上。中国目前则是希望把有点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印度2004年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超过中国。通过我对印度的访问,还有参加的会议和资料显示,印度经济有它自身的问题,也有中国所不具备的各种优势,概括一句话,印度经济一旦起飞,在速度,质量和持续性上真的可以同中国一比。所以,现在研究印度、与印度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看当前增长率的高低,而是要加紧学习印度的各种强项,弥补我们的不足。
《21世纪》:在高速增长的背景之下,印度经济存在哪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樊纲:我们是可以先看一下印度的弱项。当你到了印度,会发现从基础设施、城市发展情况、商业繁荣程度、引进外资到贫富差距等方面很多的问题都比中国差。所以有人说印度经济比中国差了15-20年,是有一定依据的。目前印度的人均GDP只有500多美元,而中国是1000美元,虽然在25年前,中国的人均GDP是低于印度的。所以,可以说过去这25年印度的发展不如中国。
印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也主要是靠软件IT产业,制造业还不是很强大。2003年的特点是服务业还在高速增长,农业年景较好,有了3%-4%的增长,制造业开始有所增长,所以这一年经济发展比较平衡,也更快一些。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它们是传统部门,所以有很多传统体制还没有改革,包括政府对产业和投资的管制,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各种制约,不利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软件业的发展较快,是因为其作为新兴部门,政府对其控制较少,所以发展较快。虽然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经济改革,但是在制造业方面步伐比较慢,市场开放程度小,没有利用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此外,印度政府机制繁文缛节、效率较低,使得企业投资的社会成本比较高,投资环境不好。同时,印度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非常大,比中国大得多。而且,过去许多年在民主政体下政府的收入多半用在了社会福利政策上,基础设施投资较少,也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直到最近几年印度政府才提高这方面的投资。
印度的优势
《21世纪》:那么和中国经济相比,印度经济有哪些优势?
樊纲:在印度上述各种问题的背后,潜在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大的优势是,它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持续发展的私人经济部门。相比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才是第一代,最多是20来年的历史,是从头建立一个民营企业的制度;而印度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整个社会中日积月累。正因如此,印度有一些大规模、国际知名的私人企业和国际知名的品牌,而中国则还很少。
第二个优势是,印度有运转良好、历史悠久的金融体制。印度银行多数都是民营银行,运转良好,坏帐率很低,整个银行体制比较健全;现在有了大概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市场——印度最早有23个证券交易市场,其中最大的是孟买的交易市场。经过多年的运转,所有的交易市场已经联网,交易场所已经取消,大家只需要在终端进行交易。它的资本市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监管制度非常严格,现在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是中国的5倍。过去是可以在不同的交易市场多重上市,现在是在一个全国的交易市场上市。所以说,虽然印度的基础设施的硬件比中国差,但它的软件设施要好的多,私营企业融资比较方便,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而对我们中国来说,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已构成我们发展的一大瓶颈。
第三个优势是,它有一大批非常国际化的人才。印度无疑是有英语语言的强项,但更重要的是,印度的企业家和印度人一直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很小的企业可能都会从全球视角去思考问题。它们的国内航班还不多,国际航班比国内的多,国际机场里面的人比国内机场的多。几百年来印度就没有停止过学生出国留学的进程,与各国,特别是英联邦国家有着方方面面的紧密联系,他们和国际的交流是非常自然和直接的;因此,和中国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在处理国际商务上是轻车熟路。还有,他们对国际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了解较深,在国际上活动运用自如。
第四就是它有比较悠久的法律传统,法律体系健全。
第五点,虽然印度现在的社会差距仍然比较大,但是要注意的是,对于印度来说,经过过去几百年收入差距较大的历史,社会两极分化已经“到了头”,穷人已经不能再穷了,所以以后只会向好转的方向发展。而中国则是从一个过去极端追求平等的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贫富差距还处在扩大阶段,这个差距应该说还没有印度那么大,但问题是它还在扩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还可能会进一步尖锐。而且,印度还有宗教,我们不去评论宗教本身,但是宗教在社会中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通过追求来世的希望来缓解现世的痛苦。中国一方面没有什么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中国历来有“不患寡,患不均”的意识形态,加上过去几十年平均主义体制的,所以我们收入差距拉大的时候,矛盾会比较尖锐。印度正在走出矛盾最尖锐的阶段,走向大家重视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分配的阶段,加上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今后会比较稳定。所以,前面说印度一旦发展起来,潜力巨大,也与这个因素有关。
两种发展模式
《21世纪》:请谈一谈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
樊纲:印度和中国在发展模式上有不可比之处。至少目前还不能说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哪个就更好或更差,而是需要以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说印度模式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话,50年前它就是这样的体制,为什么现在才发展起来?当然,它进一步的改革是90年代后的事情,但是,它的民营和私人企业是长期存在的,不像中国取消了几十年。印度的国际交流也没有中断过,它的民主政体也一直存在。所以,它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50年前就存在的,甚至有的制度在英国殖民地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发展起来?这样一个模式,也许就需要50年时间去解决阻碍经济增长的矛盾,但是50年实在是太长的时间,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更快一些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现在慢一年,以后要多追好几年。所以,即使今后印度增长快于中国,也不能简单地得出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的结论。中国的模式当然也有它的问题,但它也还在发展和不断加进新的内容。
因此,尽管现在比较这二者对于国际而言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仅在于研究和印度的差距,看到努力的方向,尽快地弥补这种差距。第一是,要尽快地形成有利于使民营企业大大发展、做大做强的制度与环境;第二是加快改革与发展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第三是加快法制建设,深化政治改革;第四是企业要有一个全球化视角,全方位地加强国际竞争力;第五是处理好长期发展和短期公共政策的关系,吸取印度的经验和教训,既要缓解社会矛盾,又不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只有长期增长,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21世纪》:您对未来两国经济的前景、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有何看法?
樊纲:首先,两国经济是相互竞争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不发达国家,都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相互之间当然也会竞争,这是非常正常的。中印之间当然有互补之处,比如印度的服务业和资源。不过竞争是首要的。但是这种竞争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是不一样的,因为两国之间不会有哪个领域会被对方完全压倒,发展不起来,而是双方都会有机会。应该说,健康的“自由贸易”首先发生在具有相似的经济水平、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大家在各种领域都有机会。比如,欧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比较接近,市场上互相竞争,都有机会,所以大家可以自由贸易。当然,发展下去,自然会产生分工。所以我更看好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市场、在各自国家的市场上相互竞争、良性互动,这是未来中印经济交往扩大的主要因素。
《21世纪》:有人评论道,印度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以高科技,而不是以自然资源和简单劳动力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您怎么看?
樊纲:我个人的观点是,这对中国和印度两国都不可能。我不相信印度会成为只靠高科技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高科技的话,解决不了它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几亿人的就业的问题和穷人的脱贫问题。发展中国家必须高科技与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举才能持续发展下去。一旦它的制造业发展起来,并且在一个阶段比高科技的服务业发展得更快,它就发展了;否则还是个“瘸腿”,只是少数人,少数部门在发展。所以,我对未来印度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它的制造业能否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最近受印度政府邀请访问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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