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政 经 第 219 2004-2-19

 

 

“失去的拥抱”: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哪里去了?


见习记者 王立侠

北京报道

2003年3月10日,对于丰台区打工子女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丰台区最终决定取缔辖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丰台区教委表示,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是因为它们没有达标。
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当时在丰台区教委调查处理此事。吴青表示,根据《宪法》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审查机关、监察机关由人民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我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应当监督下属18个区县在工作中间出现的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吴青认为:“这些学校存在是出于群众的需求,要给予肯定。现在需要它达标,这是一种积极引导,从非法到合法需要一个过程。国务院在这方面有特别通知。”
丰台区政府秘书处韩平说,取缔打工子弟学校是为了让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能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被取缔的学校都是些房屋简陋,师资力量差,不能正规化教育的简易学校。
吴青对丰台区的解释也不满意。她决定亲自走访一些学校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继续跟有关部门沟通,促成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2004年2月9日,记者再次就此事询问吴青女士,她表示,将在北京市人代会上,就丰台区的做法,并要求丰台区解释,他们曾强行取缔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473名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吴青说:“任何一个人都应有受教育的权利,教委不应该排除享受这些权利以外的人。”
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
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在丰台区曾有一个打工子弟分校,叫师陶学校,取自以陶行知为师之义。也属被取消之列。
易本耀告诉记者:“丰台区的做法,实在人为地制造孩子们上下学的交通隐患,公立学校进不去,住在丰台的孩子们只好长途跋涉到朝阳区、海淀区、大兴县、石景山区打工子弟学校上学。”
“每天天朦朦亮,在丰台的各交通路口,就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孩子们,从丰台区走出,到其他区去上学。这样远道求学,对于年龄幼小的孩子来说,身体是吃不消的。”
而教育法规定,学龄儿童应遵循就近入学原则。
据记者了解,当时被取缔的丰台东管头的奋进小学,已经被迫在大兴县又找了个地方,组织老师和学生到那边“打游击”去了。
丰台区政府有关部门承认辖区外地来京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8000人,在当地公立学校借读的有5000人。丰台区有关部门取缔这类学校的理由是“他们非法办学”。
2004年2月3日中午1点左右,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在碎石子铺就的黄土地操场上,玩得非常开心。校长易本耀却显得忧心忡忡,满怀心事,才40多岁的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眼瞅着签订的租用办学场地就要到期了,到底在哪儿开办新校舍,还没有着落,作为一校之长的易本耀感到有说不出的难。这将是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第五次搬迁。
他说:“顶着非法办学的帽子,招收上不了公办学校、面临辍学的外地孩子们。只要海淀区不撤了我们,我就会干下去。”
“孩子们没学上,我比什么都难受。至于别的,我并不在乎。”
从学校开办至今,磕磕碰碰也走过了十年的光景,如果因为暂时的困难关了门,易本耀心有不甘。
打工子弟学校隐忧
早在2001年9月1日开始,丰台区委就牵头,各个乡具体实施,计划将区内大约50家打工子弟小学全部取缔。
丰台区有关部门取缔这类学校的理由只是“他们非法办学”。
易本耀介绍说,他们租赁的五路居行知学校本部,就由于教室实在简陋,不够条件转为合法身份。他们目前注册合法办学的是位于双槐树的分校,这所分校相对教学条件好一些,达到了海淀区的社会力量办学标准,其注册的全称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
韩嘉陵说:这些私人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的确有一些问题。但如果一下子全部取缔,很多学生将会立即面临失学。
一位社会学家也表示,把农民拴在土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人口流动是个常态,它不是一个暂时问题。以后社会流动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北京市教育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都市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
据记者了解,随着人口流动得越来越频繁,由流动人口所带来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会更加凸显出来。
2002年4月,《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条例》出台,石景山区黄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陈恩显表示,这将会更有益于北京市各类打工子弟学校的清理整顿。也许有一天,流动儿童将会和所有城乡孩子一样,享受国家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权利。
降低公立学校门槛
过完寒假,又到了该收学费的时候。一位领着孩子缴费的父亲说,“春天交300元学费,秋天再交300元,书本费另算。这学期书本费是80元,还是比老家贵,可也没法。这孩子淘,老家管不了,我们在外面打工,只能让他出来上学。”
韩嘉陵博士对北京市3.1万户流动家庭的调查显示,在北京的流动儿童学校学生父母以装修工、家政服务者、卖蔬菜水果的个体小商贩、清洁工和废品收购人员、近郊的菜农等职业为主。他们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其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家庭占20.2%,501~800元的占16.1%,801~1000元的占27.1%。
记者从北京市审计局了解到,与北京市划定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线330元相比,很多有两个孩子的外来人口家庭基本上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他们对子女就学,很自然地选择教育水平虽低但收费较少的打工子弟学校。
这些孩子如果去公立学校读书,要交每学期600元的学费;另交1000元的择校费以及1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赞助费。
北京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当地有流动人口自办学校123所,在校生1.7万人。这些学校,规模大的有3千多学生,规模小的只有20名学生,分布在北京郊区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一般每学期收费300元左右。
韩嘉陵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是一种“自力救济”、“自行解决”的无奈尝试。 
而另一方面,长期从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赵树凯研究员提出: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北京本地的生源逐渐减少,很多公立学校都招不满学生,教育设施和老师皆有过剩闲置的情况。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叫树村的外地人口聚居地,这里有10多所大小不等的幼儿园、小学。这些小学一般租用十来间平房,有的屋顶甚至是石棉瓦铺就,冬冷夏热,白天教室光线昏暗,冬天要在教室里升蜂窝煤炉子取暖。
赵树凯认为,降低直至取消公立学校的高额赞助费门槛,既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又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一举两得。同时一些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将自动消亡。
徐鲁平认为除了应该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城市中公立学校的赞助费,政府还要介入现存的打工子弟学校,不能放任自流。
户籍改革
记者从国家教委了解到,在全国大约8000万名农村进城打工者身边,有200多万学龄子女与父母同行。北京现在外来打工子女中,初中和小学的学龄少年儿童大约23万人左右。除了一部分有条件的孩子,得以在公办小学、中学读书外,另有相当一部分,大概有8万人左右在打工子弟学校学习。
易本耀的这三所学校有近两千学生就读。
中国劳动力资源研究会学者徐鲁平表示,实行无地域、普遍性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制度应该是个方向。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存在孩子非要在户籍所在地接受教育现象,这些国家甚至没有户籍制度。
他由此指出,既然户籍问题不能限制人口流动,那么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特别是义务教育体制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完善。
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早在2003年3月6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就将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直接上书温家宝,“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成为当时两会的热点。
周洪宇认为: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性质,政府应当全部承担办学经费。为了义务教育的更快发展,也不应当排除社会资金的进入。
他提出,建立教育政策性银行;发行教育彩票;建立全国性教育发展基金。
2004年2月10日,在周洪宇给记者的电邮中,他肯定今年人大会继续关注义务教育法的修订。
据记者了解,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在2004年即将召开的两会期间,予以讨论通过。并于2004年9月新学年开学时正式实施。
北京社科院社会学学者韩嘉陵博士指出,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少年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没有落实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任务,因此对这些流动儿童少年的入学问题,流入地政府不负主要责任。这是造成流动子女入学难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外地人早已成为北京建设的一分子。因此地方政府不应以“分级办学,分级办理”为由,以财政的原因推卸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责任。
吴青曾多次为此提出议案,她认为,外地务工的流动人口在农村交纳了教育附加费,在城市打工也缴纳了工商税、暂住费等一系列的费用。他们负担了城乡的双重费用,但是他们的子女上学却仍然要另外缴纳高学费而只得到低廉的服务,这是不公平的。
对此有专家建议,义务教育的费用能否像社会保险一样,实行一卡制,孩子到哪里,“人头费”就拨到哪里。作为学校也以接收的生源数量为标准来接受政府的拨款,既可以保证费用的合理使用,又可以促进校方办学的积极性。
正是在吴青的力促下,2002年4月出台了打工者子弟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后,北京市教委由此宣布,从2002年9月的新学年开始,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学的借读费,小学每学期由500元降低到200元,初中每学期由1000元降低到500元。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观政说,北京将通过3种途径接受流动儿童,一是在公办学校借读,二是由教委单独为其举办学校,三是把公办学校交给外地来京人员管理。 
相对于北京市的做法,我国其他的一些城市走得更远,他们逐渐降低“门槛”让农民进城落户。
在石家庄打工3年的河南人刘千,已经办理了常住户口,成为当时首批当地户籍改革的受益者之一。他说,孩子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市办学校上学了。
浙江省在全省实行“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卡”制度,流动人口子女凭流出方教育部门开出的入学卡,到流入方所在地接受相应的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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