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政 经 第 219 2004-2-19

 

 

义乌:颠覆人格化交易


见习记者 司宇宁 米 飙

浙江新观察之七·义乌形态


·编者按·

虽然,“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少地方都得益于“温州模式”,但现在,这两种模式正在朝着各自的轨迹进行发展,并已经大相径庭。义乌人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发展成今天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华夏第一市”,凭借的是逐利而生的创新力量和对人格化交易习惯的突破。
两种交易路径的不同,为温州和义乌的专业市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宿命。当温州妙果寺服装市场、桥头镇钮扣市场等专业市场迅速地由鼎盛走向没落的同时,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在经历了20年的风雨后,持续发展、成长……




义乌报道

每周五,胡汉哥俩总要早早地来到义乌市南门街那座临街而立的清真寺礼拜。
胡汉来自约旦,原名叫阿卜杜拉,“胡汉”是他的中文名。来义乌之前,他曾随哥哥在台湾经商,在那里学会了中国话,后来,哥俩到温州做过生意。2002年4月,他们将公司迁到了义乌。
“这里的经商环境更好些。”胡汉说。
胡汉兄弟俩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这座清真寺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在当地经商的穆斯林客商的增加,这座清真寺的穆斯林教徒越来越多,那间清真寺也显得有些狭小了。
近来,义乌市政府不仅拨专款新辟了一个占地550平米的礼拜场所,而且,一座占地10至15亩的清真寺也出现在义乌市的近期规划中。这个消息让胡汉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捐助”。
与胡汉一样,每周五前来做礼拜的上千万信徒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超过半数。他们都成为了义乌人忠实的客户。
如果你漫步义乌的大街小巷,时常会见到大胡子的中东人,黄头发的欧洲人,黑皮肤的非洲人。这些形形色色、说着各种语言的外商,构成了义乌街道上独特的风景。
“这俨然就是开埠之初的上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这样评价。
人格化交易的是非
尽管义乌市政府顾问、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陆立军认为,“在本质上,‘义乌模式’是‘温州模式’的变种。”但他同时表示,当义乌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的温州路径。
去年下半年,温州GDP增速仅排到浙江倒数第二,引发了学界对温州模式的大反思。而史晋川教授认为,这与温州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一直无法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有着莫大的关联。
史晋川指出,当年十万温州人闯中国,使他们建立起了一个曾经十分富有成效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方式让温州人淘到了第一桶金,但在今天,却使温州人交易方式无法突破,“甚至可以说,人格化交易成就了温州经济,但也可能制约温州经济的未来走向。”
由于人格化交易的存在,使得外资和外地人很少到温州去创业。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温州远远落在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后面。温州“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仅为10%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8月份,温州引进的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相当于宁波市的1/10,杭州市的1/5。而且,有资料表明,温州引进的外资及外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温州本地人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投资的。去年,温州的外贸出口总额,只有宁波的1/4,杭州的1/3,同时,温州的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其实,义乌早年走的也是一条人格化交易的道路。
矗立在该市小商品市场门口的雕塑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这里刻印着义乌“鸡毛换糖”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乃是当年十万义乌货郎担全国走市场的艰辛岁月。
在当年的起步阶段,义乌商人同温州人一样,正是靠这样同乡人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成就了地方经济的起步。但到了后来,义乌人却自觉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与温州大相径庭的路线——“一种更尊重市场交易规律、更基于法治化的非人格化交易。”史晋川说。
如今,拿温州和义乌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来比较,已经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相比于人格化交易机制的高效率。
据义乌市外经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去年,义乌企业仅自营出口就达到了将近8亿美元。“义乌有不少小商品是通过宁波、杭州、上海等海关出口的,如果全部统计出来,出口量远远高于这个数据。”义乌市外经贸局外贸科科长、中国国际商会义乌市商会秘书长周文斌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尽管温州已经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市”,但在温州的街头,你很难寻觅到外国人的踪影,这与义乌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义乌市市场贸易发展局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已有200多个国家的客商在义乌进货,每天在义乌交易的外国客商有四五千人。义乌市场将近70%的经营户发生外贸业务。其中,国际商贸城日均进场外商1600人次,日均外贸额1500万元,年出口小商品20亿美元左右,市场外贸额占总成交额的50%以上。
不同的路径
值得追问的是,温州与义乌的区域经济模式,都以二三产联动为主要特征。都是靠早年走南闯北铺设的人格化交易网络起步。可为什么到今天,温州的妙果寺服装、桥头镇钮扣等曾经鼎盛一时的专业市场都已走向了没落,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却历久弥坚——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了第五代,规模已数十倍于前。
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国内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
“以前的主流产业重工业都是国企,只有小商品是集体经济,所以温州早年就从小商品生产开始起步。但这些小商品当时进入不了主流的国有流通市场,温州就只好自己办市场。他们办的市场直接目的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后来,温州人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半径,便迁徙出去一部分温州人,不断在外地办更多的市场。”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所秘书长、浙大经济学院副教授汪炜指出,虽然同样是二三产联动,但义乌的路径正好反过来。
“义乌是先办市场,后来才搞二产的。义乌一开始就是利用了自己的交通枢纽优势,完全按照一个开放的平台原则来组织整个市场体系的,尽管后来也开始发展小商品的生产,但本质上义乌的二产是为三产服务的,而温州是三产为二产服务。”
史晋川指出,在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而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温州人为何满世界跑?因为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网只能靠温州人自己来编织,市场扩张必须借助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完成。而当不断增多的温州人加入人格化交易网,会由于市场拥挤产生边际收益递减,又驱使温州人不断大规模移民来扩张市场。”
温州市统计局此前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市外出人口150多万人这次调查的在外温州人,是因经济因素自行外出温州行政区域以外的人口,不包括职工、非经济因素及国外和港澳台迁移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比重的20.4%。这些外出的温州人辛苦地维持着市场网络,他们是温州产品人格化交易形成的基础。
与温州老板不同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义乌老板早年通过这种交易方式完成原始的积累后,迅速完成了从“行商”向“坐商”的转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选择了非人格化交易的习惯:并不只是在义乌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也并不排斥与非义乌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
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金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当时义乌一块钱一只的戒指在新疆能卖到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正是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翁荣金从1986年起开始了自己从义乌到新疆的长途贩运生涯。几年的艰辛后,他发现袜子比较好销,从1992年起,顺着袜子上的地址开始南下广州找到了生产厂家,他从厂家批发袜子再通过小商品市场销往全国,做起了代理商。经过多年的经营,翁荣金不仅有了自己的资本积累,也拥有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
1995年,翁荣金看到做实业,自己生产袜子其实更有发展前途,而且他们自身的市场资源、人力、财力都已经具备了,从一个普通的商家转为真正拓展自己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1995年1月份,他成立了浙江宏利针织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更名为浪莎集团,专业生产袜子。
浪莎袜业现在的代理商网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当年从事袜业销售时的忠实客户构成,而这个网络也是浪莎成功的关键所在。
浪莎集团一位高层表示,他们在选择代理商时,“只要双方有利润,就能建立合作关系”,而“不必考虑他是不是义乌人”。该高层表示,最关键的是,包括浪莎集团在内的义乌企业在完成销售网络铺垫并回来做实业时,“留在外面的是网络,而不是义乌人。”
商人的角色发生转变即当他们纷纷从“行商”变身为“坐商”后,他们根本无法再依靠当初的人格化交易来维持市场网络。而原来通过人格化交易铺垫起来的网络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因为当义乌人回归大本营并把产品纳入小商品市场的体系中时,受到各种利益的吸引,网络内的义乌以外的商人便顺着网络来到义乌。
这样,人格化交易就非常自然地转变为非人格化交易。
如今的“浪莎”已经做到了中国的老大,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了它的一席之地,“浪莎”20%的销量来自外贸,以销往意大利、日本、韩国和香港为主。现在,浪莎在国外选择的也是代理制,合作伙伴“是从国外的大代理商中慎重筛选出来的。”这些代理商也有一部分是翁荣金以前在义乌批发市场结识的国外客户。
“不同的商业路径和商人素质,造就了目前的温州和义乌。”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
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
如今,义乌人仍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非人格化交易的升级,而政府在其间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相比于温州对地方语言的眷恋,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却有不少老外在操着较为流利的普通话与义乌老板谈生意;很多义乌老板也能轻松地用英语对话。而义乌商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也是夹杂着各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
从2001年开始,义乌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逐步为全市经商人员免费提供外语和电子商务培训。如今的义乌,上外语培训班和电子商务班学习,已蔚然成风。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由义乌市工商局和企业联合举办的免费英语培训班尽管每期都要开40~50个班,2000人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义乌人学习外语的渴求。据义乌市工商局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从2001年开始,已有两万多经商人员先后参加了8期英语和电子商务培训。
据义乌市工商局人士介绍,目前,义乌市已经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经商人员和出租车司机外语培训。而且,义乌还在全市开展了机关干部公务英语达标考试,要求40岁以下干部必须通过浙江省外语水平一级以上考试。义乌电视台每天都有一档英语新闻播出,企业网站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信息都会及时刷新。
“光这些还不够,只有给外国朋友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才愿意到义乌来经商。”义乌市工商局一位官员表示,这是义乌把自己定位为“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具体表现。
义乌市政府一位官员透露,义乌有关部门正在计划专为外商子女就读量身定做一个国际学校。为促进相互了解,还计划将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编印成书,方便本地商户同外商的交往。
约旦人胡汉表示,他已经爱上了义乌。“我在义乌交下了许多好朋友,有什么困难,只要打个电话,朋友们就会及时赶到,”“丝毫没有身处异乡的孤独感”。
义乌政府的智慧还体现在,他们懂得努力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来进一步打破人格化交易的障碍。
目前,胡汉的公司目前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接受全球各地的定单,兄弟俩再从义乌的市场上寻找货源、比较价格,确定生产厂家下定单,确定样式、数量、交货期,安排包装出口。他们的货物发往中东、南非、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每个月能组织销售大约30多个标准集装箱的义乌小商品。
“把电子商务还给商人”,这义乌街头的巨幅公益广告。
如今的义乌,使用电子商务达成交易已经有相当规模。记者了解到,正在扩建的福田交易市场,每个摊位下面都埋有宽带。而以往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也正在对摊位进行整修,埋下大量的宽带。
据这里的商人介绍,以往做生意靠的是电话联系、往返看样品,做成一笔买卖来来往往要花很多时间,不仅花钱、还耗费许多精力。现在,商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建立起了电子商务网站,利用网络做生意,直接在网络上看样订货,节省了时间、精力和费用,并且成交率大大提高。
当电子商务还被其它城市束之高阁时,它在义乌已经开始成功下乡了。据悉,如今包括浪莎集团、真爱集团、蒙娜集团在内的大型企业和义乌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利用电子商务来达成交易了。
“义乌市政府正在配合义乌模式的演变,为义乌经济营造有效的法治、规则环境。”义乌本地的一位经济学家表示,“这是义乌非人格交易的前提条件。只有环境造好了,义乌才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商人。”
本报记者王云帆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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