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国 际 第 217 2004-2-12

 

 

国际汇率波动与国家利益之争


潘英丽

西方七国(G7)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2004年2月6-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Boca Raton)召开会议,讨论了全球贸易不平衡、国际汇率波动、金融领域反恐、市场监督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重建等问题。其中关于国际汇率的稳定和各国汇率制度的弹性问题,成为各国财经首脑们议论的焦点。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2003年9月与2004年2月两次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声明中,关于汇率的描述大同小异。第二次声明仅比第一次多了1.5句话(下文括号内为第二次声明所加部分):
“我们重申汇率应该反映经济的基本因素。(汇率过度的波动和无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我们继续密切监视外汇市场并在必要时进行合作。在此,我们强调对大多数(汇率缺乏弹性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汇率更具弹性对促进顺利的、普遍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调整是令人满意的。”
声明中新添加的话语含蓄地表达了欧洲国家对汇率大幅度波动的担忧和稳定国际汇率的要求。而“汇率缺乏弹性的”这一定语,其矛头明显是对准亚洲国家货币的。
在国际金融领域中,汇率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波动和稳定问题,另一个是日益加入到国际分工中去的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G7财长与央行行长们都力求国际货币间的汇率尽可能稳定,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则应更具有弹性。
那么在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框架下,有没有可能实现国际货币汇率的稳定和单个国家汇率制度的更具弹性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们除了一句含糊不清的“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合作”话外,未能给出任何答案。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国际间交易结算时所采用的货币制度,致力于解决一国国内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解决以及国际货币的数量和形式等问题。现存国际货币体系又称为“牙买加”体系,其主要特点在于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同时并存、浮动的国际汇率制度以及由IMF支持下的国际收支调整。
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
除了国际融资关系及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不对称性外,本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与货币不具可兑换性的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凭借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获得对外购买力,而不必像发行债券那样支付利息。另外,金融中心所在国家的货币政策大都受其国内政治和经济影响,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常常为这些主要货币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所左右。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采取钉住美元或钉住其他国际货币的汇率制度,其命运就常常操在了发达国家手中,成为大国政策或大国间政治经济磨擦的牺牲品。1982年的国际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大幅调高利率引发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对日元和马克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外,在国际货币间汇率动荡不定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也陷入两难境地。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容易引起顺势的投机性炒作,先天具有不稳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固定汇率制度也很危险,因为一旦难以维持并最终放弃时,损失相当惨重。国际社会曾经认为成功的货币制度是香港和阿根廷的货币局制度,又称联系汇率制度。但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未能逃脱投机者的狙击;此后,阿根廷也爆发了金融危机。相比而言,欧洲货币联盟和欧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实验,欧元的成功将为小国开放经济体的区域货币合作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
即使全球范围形成3-5个货币区,区域性货币间汇率的不稳定仍然不可能消除。近年来美元、日元和欧元之间国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已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实际上,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性已成为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源头。因此,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稳定问题要比发展中国家汇率是否更具弹性的问题重要得多。
因此主要国际货币或货币区之间的合作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促进货币区之间合作方面,IMF应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在国际货币制度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当主要国际货币国家或货币区的内部经济利益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利益出现矛盾的情况下,要求主要货币国家或货币区对其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外部负效应承担起调整的义务。通过变革现存不对称的国际收支调整框架,促使美国等主要货币国家和地区,在货币和政策的合作与协调过程中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较为现实的选择是发挥IMF在多边协商过程中的作用,实现主要货币区之间政策协调,将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限制在较小的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笔者对国际金融框架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最新这次G7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声明实际上将国际金融体系调整的责任更多地推到了汇率缺乏弹性的(发展中)国家身上。这也证实了笔者在2000年出版的《全球视角的金融变革》中的预测:“国际金融体制变革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存在众多障碍的。首先,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只要还没有达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程度,就存在国家间利益的不一致性和协调的艰难性。其次,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性难以克服。特别是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主要出自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事实将加强国际领域中南北关系的不平等性。第三,观念上的差异也将在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如何构造的问题上形成冲突。”
中国的汇率问题与国家利益
中国无疑是“声明”中建议加强汇率弹性的最重要国家之一。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和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理性地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无须以西方国家马首为瞻,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要与西方的意见背道而驰。
就人民币的估价问题,笔者认为:从实体经济的决定因素来看(绝对和相对购买力、利率差异、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等)人民币存在低估;但是从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货币过度扩张等金融因素来看,人民币在未来5-10年内不能排除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而且人民币升值与贬值的压力可能来源于同样的一些因素:三农问题等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缺乏自由创业制度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导致了贫困中的“富裕病”——生产过剩、过度出口和金融中介的不足,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和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扭曲行为形成了地区间在利用外资、项目建设和出口等方面的无序竞争。因此,对中国而言,汇率要不要调整,汇率制度如何改革虽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和重大失衡的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才是治本。
就汇率问题本身而言,如果说东南亚小国开放经济体通过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搭美元贬值的便车,是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极佳机会或最优选择,那么对中国而言可能连次优选择都不是。对于具有13亿人口的内部潜在大市场的中国而言,通过廉价出口(沃尔玛在中国采购的衬衫每打仅10美元,在美国销售却卖到120美元,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每个成本57美分,运到美国卖到12美元)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模式从长远来看,具有极大的负效应:导致国内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导致国内经济对境外市场依赖性过大(2003年贸易总额已达GDP的60%)因而脆弱性增加;导致国家利益流失,而不同社会阶层间和地区间贫富两极分化则使相当一部分国人不能分享经济成长的利益。另外,就利用外资而言,外资没有补充国内的储蓄不足(国内储蓄率高达42%)和外汇不足(2003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4033亿美元,当年增长40.8%),而是补充了国内健全经济主体的不足。说得明白一点,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外国市场和外国企业拉动的。需要研究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自己的健全企业、开发内部的市场来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借外国企业和市场发展生产会有什么样的长期后果?
因此,笔者赞同温和升值、并在适当时机放弃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建立参照一揽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意见,并建议从产权制度改革和自由创业制度的建设入手建立并健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推动经济从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部市场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内部资源和市场的内外平衡发展模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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