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综 合  第 216 2004-2-9

 

 

用“平等”的传统捍卫现代国际关系的民主


高 毅

中国双边关系中的最高规格
胡锦涛主席近日法国之行成果显著,1997年确立的“中法全面伙伴关系”已赫然升格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颇为世人瞩目。
查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和世界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双边关系,被定为“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的约莫能数出二十四五个,但其中够得上“战略”高度的,则只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墨(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寥寥四例。而这四例战略关系各自的重要性,也明显大不相同:由于墨西哥的国际影响远不能和传统的世界大国俄国相比,中俄关系自然远重于中墨关系;又由于东盟的一体化程度和政治经济实力都远逊于欧盟,中欧关系也无疑比中东关系更要紧一些。这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说最具有战略性重要意义的中外双边关系,实际上只有两个:一个是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个是中欧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这两个双边关系,尽管叫法不尽相同,但其极端重要性应该说是大致相当的,因为俄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两大战略势力,是可能的多极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两个极——即使对于这种多极世界格局是否已实际存在仍有很多争议。
由此看来,刚刚被宣布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是当今中外双边关系中规格最高的一种,它和中欧关系完全等值,和中俄关系似乎也不相上下,构成了当今中国全球战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但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法国虽属欧盟的核心成员国,但决非决定欧盟前途的唯一重要的国家:即便撇开所谓欧盟“三驾马车”(法、德、英)中离心力较大的英国不说,至少还有一个德国享有和法国同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德轴心——既是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缘起,又历来是欧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那么,中国既已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何又专门同欧盟的一个核心成员国结成同质的关系?
这种担心也许只是外行学究的杞人忧天,相信业内人士自当有他们的万全之策。但中法关系的这一演变毕竟有些特别,它清楚地显示了中法关系本身由历史形成的某种特殊亲密性,而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也正是这一点。
文化传统的一致源远流长
中法关系的这种特殊亲密性,在这次胡锦涛访法活动期间表现得极为突出:这是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出访西方,而且在欧洲只走了一个法国;这也是胡锦涛在7个月内第二次踏上法国国土会见法国总统希拉克,而后者给予他的也是亲往机场迎接的最高规格礼遇……
这里,当然不能排除两国各自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毕竟,在从联合国改革到反恐以及伊拉克战后重建等等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两国都有加强合作的需要,更何况这时中国特别需要在反对台湾“公投”和取消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等方面得到法国的全力支持,而法国为了激活自己长期疲弱的经济,也迫切需要在空客飞机、高速列车和核电技术等方面从正在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得到更多的订单。只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法目前的亲密合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中法之间那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深深植根于两国文化传统特有的一种共同性之中,因而具有某种恒常而稳固的特性,即使不时有一些波折,也动摇不了它的根基。
胡锦涛这次访法还有一层礼仪意义,那就是庆祝中法建交40周年——而中法建交已届40年周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中法关系特殊亲密性的一个证明。40年前的世界,东西方两大敌对阵营剑拔弩张,冷战正酣。戴高乐领导的法国身为北约集团重要成员国,却特立独行,顶着美国的压力和东方阵营中的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引发了战后世界第一次政治大地震。为什么非要找中国建交?戴高乐的解释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人民聪明勇敢,拥有独特而深奥的文明,而且享有独立主权,法国不能无视这样一个国家的存在。而一直在向西方阵营努力寻找外交突破口的中国,更是早早就盯住了法国。1955年周恩来就曾预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一定会赶在其西方盟国之前和新中国建交,并指示有关部门努力为中法建交铺路(参见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载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北京,2004,页1-2)。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也曾这样表明:中法两国之间的根本共同点,除了希望在经济和文化上加强来往之外,便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都是不允许的”。(参见王俊彦:《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95,页264-5)事实上,毛泽东对于在美国面前一贯桀骜不驯、自行其是的戴高乐始终敬重有加,而毛泽东本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坚定姿态,显然也赢得了戴高乐的许多青睐。
毛、戴两人即因此成为冷战史上著名的“民族主义者”——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中多少带有点“捣蛋者”的意味,因为它常常被用来指称那种在某意识形态阵营内部无视“全局”利益、坚持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国家领袖。但毛、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对霸权主义的一种抵制,是对美苏把持的两极世界格局的一种抗拒,因而客观上带有追求国际关系自由化、民主化的现代趋向,无可厚非。而且毛、戴两人这种共同的个性特征,事实上也是分别和中法两国具有很多类似性的文化传统及历史经历相通的。
中法这两个民族之间,确实有其他民族之间所没有的许多共同的特性,比如都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以致于总以世界中心自居,都极其珍视国家的统一以致于特别强调中央集权,都有强烈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主义取向,乃至都热衷于从事包括美食、戏剧在内的各种高雅文化审美活动等等。也正是中法历史文化的这许多共同性,才使得冷战格局中这两个分属两大阵营的国家显得特别个色,能够突破种种意识形态藩篱率先走到一起。关于这一点,法国总统蓬皮杜在1973年访华时曾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白,话虽说得极其简括,却也很到位(“蓬皮杜总统在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载刘海星、高风主编:《中法建交四十年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4,页4):

我们两国虽然在地理上相距遥远,幅员相差很大,但两国之间有不少共同点。我们两国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都生根于古老而著名的文明之中,都经过无数的考验而实现了统一。它们都坚持不懈地捍卫和维护自己的独立,都进行过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它们为自己对人类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豪。另外,因为法国人和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这些共同点,所以在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互相尊重的情谊,于是在近十年以前,由戴高乐将军和毛泽东主席决定,两国建立了邦交。
英美的“自由”与法国的“平等”
中法建交后关系发展总体上看还是相当平稳的,仅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过一次大的波折。后经过10来年的修复,终于在建交40周年之际发展为一种仅次于联盟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中法这种高级双边关系的建立也决非偶然,归根到底它还是时势的一种产物。而在若干时势因素中,最重要的便是当今世界局势的发展正处于“单极化”还是“多极化”这个紧要关口。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趋强烈,及9·11后更是打着国际反恐旗号四面出击,明显表露出建立“单极”世界(也就是由美国独霸世界)的勃勃野心。世界政治格局的“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问题,事关现代文明的基本游戏规则,不能不引起所有认同现代文明的人们的高度关注——首先是现代民主原则的主要缔造者法兰西民族的高度关注。
以自由、平等两大价值为基石的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法兰西民族的独家发明,英美两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曾在它们的革命时代为此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由于人类的这两个族群对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各有不同的侧重,他们的贡献也明显地带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偏好自由。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所张扬的实际上只是自由这个价值,平等在当时还处于严重受压状态;而且英国人当时要争取的自由,涵义也极其狭隘——因为那充其量也只是“英国人”的自由而已,其他民族的自由他们是不管的。约一个世纪以后的美国革命就显得进步多了:自由在这里至少已经在名义上被宣布为“一切人”的权利,尽管事实上在当时的美国这种权利只属于“白人”,广大印第安土著和黑人仍被排斥在一边。不过自由这一价值的涵盖面毕竟已大为扩展,这自然也意味着平等价值的相应提升。而美国革命之所以能比英国革命更重视平等,实缘于这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当时的美国人本来就是身份平等的移民,二是18世纪法国带有强烈平等主义倾向的启蒙思想在北美的传播。
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政治文化上最大的差异,似乎就在于他们虽然也极其珍视自由,但内心深处分量最重的还是平等。实际上法国人对自由的理解都因他们对平等的极端重视而常常与英美人的看法大有出入。法国大革命对于平等的热切追求,不仅和英国革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且大大超越了美国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的只是“人人生而平等”,法国《人权宣言》强调的则是人人不仅生而平等,而且应该“始终”平等;美国革命保留了奴隶制,法国革命则无条件地废除了奴隶制;美国革命只承认白人的公民权,法国革命则真正实现了人人皆为公民……革命时代法国全民参政的大民主局面,乃至延绵至今的政治民主化世界潮流,均由此而来。
法国人的价值理性无疑是浪漫的,这种浪漫不可能导致真正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所以最终还必须和英美的工具理性携起手来——应当承认,这方面最早的范例,其实还是美国革命者的宪政实验。但法国人的浪漫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因为正是这种浪漫完成了伟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民主原则的锻造。而且从历史上看,能否保有这样一份浪漫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惟有充分尊重平等的价值,才能防止自由权利的滥用,才能抵御诸如文化一元主义之类反民主的前现代因素对现代文明的侵害。
毫无疑问,现在美国的单边主义体现的正是这一类反民主的前现代因素,尽管它打的是“推广民主”的旗号。它的发生发展,暴露了美国民主政治的某种深刻的脆弱性,而这一情况又显然是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相对缺乏平等关怀密切相关的。如此看来,法国人对小布什侵略行径的激烈反应也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了——与其说那是在捍卫和平,或者是在捍卫法国利益,还不如说是在捍卫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或者说是在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原则本身,在捍卫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光荣。
在这个形势下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然也就别有了一番深意。它表明中法这两个老伙伴将在一场新的国际反霸斗争中进一步加强合作。当然,这一次的情况已大非以往,斗争也许会更加艰巨复杂,但不管怎样,让我们期待光明:愿未来的世界更少强权。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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